福音、教育和武侠有什么相干？

除此之外，还有几句话要说。

金庸当然不是基督徒。他或许勉强算是个佛教徒？如果只看他的政治观，你又会觉得这莫非是个编外党员？特别是80年代他面圣之后。

但作为小说家的他，借着他的作品呈现出的观念又有不同。因为他还有其他背景与身份。

首先，他出身江南世家，书香门第，是标准的优秀做题家（并且不算来自小镇），以及训练有素的国学小能手（的确还不是大师）。他的家国情怀主要来自于此。

其次，他又是个出版人。办报纸，写评论，是他的主业。抓住读者兴趣，站着把钱赚了，这一块可以说近现代无出其右者。毕竟这事儿他初三就看明白了。

第三，他对西方文学、电影非常了解。金毛狮王与海狼，相似的不光是外形，甚至包括名字。断手的杨过，也不知和卢克谁先谁后。所以金庸的小说比梁羽生的有更多洋味儿，而且是西洋而非古龙的东洋味儿。

第四，他是香港人，即便不是土生土长。但港英文化对他当然有极大影响，所以他晚年要去英国读一个博士，实属正常。

香港文化的鼎盛期，每个人的分法不同，据我来看，就是70年代~90年代。这时期的香港犹如东亚的中心。世界性都市若搞一个华山论剑，它也必占五绝之一，“东方明珠”。它的海派文化承继上海又超越之，把大陆、台湾、日本、英国、欧美文化信手“拿”来，略作加工、包装、缝合，再输出到全世界。成龙与其说是第二个李小龙，不如说是第二个巴斯特·基顿。英式幽默和日漫鬼畜混在一起，就幻化为周星驰的无厘头。

同样，金庸小说也是鼎盛时期的香港文化图腾之一，透过它这个hub，你可以看到与它相连的诸般网络，大千世界——就像香港曾是唯一的脐带，保持着大陆与墙外的联系。

已经消逝的香港文化，无论其好坏，都是70后、80后、90后的时代记忆，越是体制顽硬之处影响越大。东北人是全世界除粤语文化圈之外最痴迷粤语的，道理或在于此。

而这时代记忆，至少相对它之前之后的世代来说，的确要清新刚健、正大光明、丰沛绚烂的多。

如果说60~70后的觉醒曲是《一无所有》，那刻进70~80后基因里的曲子，正是《铁血丹心》和《一生所爱》。

至少对我个人而言，唱《铁血丹心》时就会回忆起1984年我家那一台荷花牌14寸黑白电视，想起胡赵年间相对而言的清新、开放与包容。并且不说其他，至少正是金庸教会了少年的我：自由、勇气和爱情远比政治、金钱和安逸重要。而这种理念，正是那之前之后的时代所极度缺失的。这种缺失同样存在于中国教会，或许缺失的更为严重。如果说贝奥武甫的后裔们面对FY最大的挑战是不可过于倚仗刚猛和武德，炎黄子孙面临的挑战或许恰好相反。

《一生所爱》所颠覆和悼念的，不仅是六小龄童和明代文人的西游，更是词曲作者唐书琛、卢冠廷几年前的另一首伟大作品。如果你像我一样恰好知道唐书琛的爷爷正是当年右讨袁世凯左防孙中山的唐继尧——应该感谢他的并不该只有韩国——并且发现了暗中联系他们的那一以贯之的“活泼和勇敢（蔡松坡语）”，那么你就也或许会知道，我的时代曲与回忆杀并不只是情怀而已。

至此，我算是将这些说不清的感觉厘清了些许。总意就是：古典教育，仅就“切入”工具来说，金庸武侠，可算是最不坏的选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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