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与京瘫

武德与京瘫

——《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读后感

作为准80后，我虽无缘经历民国荣光，却有幸生在文革之后。八十年代逍遥日，当时只道是寻常。今世之人多谓那时“清新”，而且并不用加个“小”。确实，相对于前三十年的疯癫与后三十年的糜烂，“清新”甚至“俊逸”，并非对那个时代言过其实的形容。

80后的少年时代，大致处于彩电已经普及、网络尚未诞生的年间。从好处说，父辈们的狂暴技能正处于冷却期，之后的网络+手机的碎片化时代也还潜伏在孵化器。而从“坏处”说，一方面他们并没有父辈那种真正的“信仰”激情，即便那“信仰”指错了方向；一方面他们也不能或不甘像90后、00后那般现实与多元，即便那现实与多元都在一个平面。所以，80后虽然自认为独立，他们的精神资源却高度同质化。虽然自诩为浪漫，但也并不能真的说走就走，而是不得不埋头付着房贷。

所以，如果从文学层面来看，最能代表他们精神气质的，既不是革命文学，也不是网络文学，而是武侠小说，这种介乎语录与玄幻、现实与理想之间的特殊时代的特殊产物。

武侠小说常被称作“成人童话”。多好的形容词，因为武侠小说必须是真的有过童年、并且的确已经成年之人，才能真正看懂的。其实，所谓童话，就是把被劈过的生活在另一维度中P过来，一方面让人憧憬真正的美好与幸福，一方面又悄悄给现实涂上朦胧的保护色。

 
我爱武侠，因为我爱童话。在童话中，不需操心少年时幽居古墓喝凉水睡凉炕的过儿，后来是否落下了风湿。在童话里，不用担心晚期肺结核的小李飞刀是否还能例无虚发。在童话中，正义可以仅凭力量得到。在童话中，爱情终能摆脱一切束缚。

我爱童话，因此我爱武侠。在尚未被戕害的少年心里，侠客及其生活，是唯一有意义的事物。然而他当然无法证明为何如此，因为他如此的认定仅凭直觉。

在少年的直觉中，所谓侠客，需要具备的要素至少是：武功要够好，否则只是烂好人。正义感要强，否则就是黑社会。帮助人必须无偿，否则成了雇佣兵。有冤仇必须要报，否则就是不肖子。

然而，长大后我才知道，在西方的语境里，这样的人，通常被称作“骑士”。同时又知道，正如不是随便谁骑匹白马就可以被称作骑士，侠义的本质，也并不是武功。不是武功，而是精神，具体来说就是那失落已久的“贵族精神”。雷海宗先生的《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要点正在于此。

这种失落，依雷先生所说，大体是在春秋末年（具体说就是吴越战争时期）开始，到东汉年间完成。在左传时期，战争是贵族的义务更是权利，武德是贵族的标记更是禀赋。列国之间的战争更像今日的体育比赛，目的在于维持国际均衡而非进行人身杀戮。而一旦这种礼仪性战争恶化为战国（顾名思义）式的全民杀戮战争，作为一个共同体的贵族就不再能够生存，消失之后也无法被填补，因此贵族精神也就随着宿主的消亡而一去不返了。

于是所谓侠客，不过是武德灭没之后，残存于愚弱之民那苍白梦中的血气方刚的少年。

汉族过早迎来并失去了自己的青春，大一统的秦政是它的成人礼。汉族在历史与世界中的路径与位置，正如清末出使西洋的薛福成所说：“美国为唐虞、俄罗斯为商周、英格兰为汉唐、法兰西为宋明朋党之世。”至于本国本世如何，自是尽在不言中，惟有一声叹息。

热血少年成为世故大叔之后，游士与侠客就再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于是前者转变为官吏与方士，后者分化为捕快与流氓，分别以乱法或护法、犯禁或招安的方式，苟活于这意义丧失的人间。

大战之后人民必然厌战，如同二战后美国那迷茫的一代。当“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居然成了盛世的标记，那么秦一统之后的收六国兵器铸十二金人，恐怕倒正反映了各阶层的共同诉求。因为在以赤裸暴力强行捏合的散沙巨塔中，国家需要的仅是不会武功的顺民，或者只会武功的打手。在汉帝国延续、巩固、升级了秦政之后，民族的武德便正式应运而死了。

正如雷先生所说：

“一般的民众处在大致安定的大帝国之内，渐渐都不知兵。这些既不肯卫国又不能自卫的顺民难免要遭流浪集团的军人的轻视。由轻视到侮辱，是很短很自然的一步。同时因为军人多是浪人，所以很容易遭一般清白自守的良民的轻视。不过这种轻视没有武力作后盾，不能直接侮辱军人，只能在言语上诋毁。‘好铁不打钉，好汉不当兵’的成语不知起于何时，但这种鄙视军人的心理一定是由汉时开始发生的。”

兵所代表的武德，是一个民族的红血球。当它不断萎靡，民族就苍白孱弱。若不想血枯而死，要么需要输血，要么需要造血。前者需要不断引入外族势力，并且承受必然间歇性发作的排异反应。后者，则成了千年的死结，至今没有合适的造血机制产生。如同坏了腰子的老爷们，撸多少串儿也补不回来，元气丧尽的民族想要原地满血复活，毕竟不能像下副本时喝个血瓶那么简单。血象不断降低的结局，就是如纪春生们一般瘫了下来，并且一脸的生无可恋。在某种并非虚妄的象征意义上，他们其实已经不再是人，而是无力吸血的吸血鬼，和没有硬度的肉僵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