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五条红鲱鱼
让我们从一部侦探小说开始，这个故事的名字叫《五条红鲱鱼》。在英语里，鲱鱼有“干扰因素”的意思。
故事发生在19世纪苏格兰加洛韦的一个画家社区。某日，河里出现一具尸体，经查，死者是画家坎贝尔。随后警方介入，有六个侦探一起调查此案，其中包括主人公神探温西勋爵。嫌疑人也有六个，都是中年男性，都是画家，都住在这个社区，都与死者有过矛盾，甚至这六个人的业余爱好都一样（钓鱼）。所以，一眼看上去，这六个人除了名字不同，其他都雷同。于是破案的过程相当艰难，温西勋爵需要在这六个嫌疑人中找出五条红鲱鱼，同时，他那五个同事其实也是只会添乱的红鲱鱼。
线索很难找，不过还是有。首先，雷同的六个画家嫌疑人，他们的绘画风格不同。小说花了大量篇幅精妙绝伦地介绍了他们各自的技法与画风，展现了作家的艺术功力。其次，六个嫌疑人在案件发生前后都曾经坐不同班次的火车到达或离开加洛韦，于是这又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列车时刻表谜题。第三，每个嫌疑人对事件都有一套说法，六个侦探对六套说法也有着不同的解读，这就需要从语言学、心理学等诸多角度从这一团乱麻中找出真相。
所以你可以想象，这部小说到底有多芜杂，并且本书的作者究竟有多博学，因为本书涵盖了心理、艺术、逻辑、推理、修辞诸多方面，并且叙事语言在优雅的同时，还充满了隐喻和机智，可以说是非常有才，非常烧脑，非常美妙，值得反复阅读。比如二战时期，美国总统罗斯福每当有压力时就会看这本书。
本书的作者，就是《失落的学艺》的作者，多萝西·塞耶斯。
问题的问题
所以，多萝西·塞耶斯在中国的名气不及阿加莎·克里斯蒂，其实不足为奇，正如后遣唐使世代的日本更推崇白居易而非杜甫，或者后白话文时期的国人更喜欢哈利波特而非哈姆雷特。这一现象正好再次给《失落的学艺》提供了应时的注脚，从至少质料因和形式因的角度证明：或许从未被我们拥有过的某物，已在她的时代确定地失落。
相较于那些让她不安的问题，我们不再明白她为何不安，或许才更加让人不安。因为她指出的问题是：
过去（中世纪）的孩子上大学很早。今日的教育大大延迟了接受责任的年龄，这带来很多复杂的心理问题，对社会对个人都没有什么益处。对此，社会给出的理由是：现在与过去相比，需要学习的东西大大增加了。这有一定道理，的确学科增多了。但是孩子们懂得更多了吗？如今，识字率的确提高了，但文盲其实也增加了，因为人们更容易受广告和大众传媒影响，这在过去无法想象。教育本应使人能在意见纷纭中找出真相，在似是而非中得出真理，可是现代教育没有达到这个目的。
你是否曾经听过一些辩论，你发现辩手抓住问题要点的水平和针对、反驳对手的能力极其差劲，让你感到焦躁不安？或者在委员会开会时，人们经常冒出无关的议题，你对此觉得奇怪，并琢磨为何罕有人能胜任委员会的主席？当你思考这些问题，并意识到我们大多数的公共事务都通过辩论和委员会来处理时，是否觉得某种程度上心在往下沉？
你是否曾经在报纸或者其它地方发现，文章作者对使用的词语经常没有定义清楚？或者你是否发现，即使有人定义了他所用的词语，对方从他的回应中也能推定，他对词语的使用恰恰与他已经定义的意思完全相反？你是否曾被不着边际的句法结构搞得头晕脑胀？如果是这样，你是否因其粗糙表达或者可能引发危险的误解而烦恼不堪？
你是否曾发现年轻人，当其离开学校后，不仅忘记了大部分所学习的内容（这种事情很难免），而且也不知道，或者说暴露了他们从未真正明白，如何去学习一门新的科目？你是否经常被这样的人困扰：已经是成年的男男女女，似乎却不能区分一本书是否是良好的、有学术水准和经过精良编辑的，而另一本书在有训练的眼光看来却明显缺乏这些品质？有人不懂图书馆分类法；还有人面对一本参考书时，暴露了令人惊奇的无能，因为其无法在书中找到与自己所关注问题相关的内容？
你是否经常遇到一些人，在其整个的一生，知识被局限在固定的领域，某一类知识与其他知识严格分离，以致于试图将不同知识联系起来时，显得十分吃力。他们无法将代数和侦探小说，污水处理和三文鱼价格进行即刻的思想关联，或者在更广意义上，将哲学和经济学，或者化学与艺术这些知识领域也关联起来。
问题一当中提到的“识字文盲”，恰是“健壮乡民”的反义词，前者在（或许）习得了诸蓝翔放量供应的谋生手艺之时，基本（这是“完全”一词的修辞学表达）就丧失了后者曾经具备的健全常识。正如貌似粗鄙的通达土豪一看盛世要来尚且知道赶快变现跑路，精致的文盲中产却在被股市洗劫之后又忙着去离婚买房。自普鲁士以降，日全食理论开始大行其道，特派员和三民小学教职员工只是不同种属的狐狸，他们联手老虎，批量生产识字的文盲，系统消灭健全的常识，在最终反噬自身之前，毒害光淳朴的学生和铜匠。
问题一反映了教育理念的古今之争。而古今之争的本质，其实是渔鱼之争。而现代主义教育又有两个流派，可称“鱼愚之争”。“找出真相、得出真理”是古典教育的目的，而近现代国家主义、现代教育体系的最黑暗产物“愚宗”，经过纳粹的吸纳与淬火，以及劣狞的撕裂和拧巴，目的终于明确为是打造螺丝钉而不是塑造自由人，是服务国家而不是探求真理。所以，在红黑同构的负象限里，愚宗的现代主义教育反倒可以自认为成功，因为被牠驯化出的废垃（这或许是Fellah一词更好的译名）已经看不懂塞耶斯为何纠结，这就是毒计已经得逞的明证。而泛蓝的“鱼宗”虽然较为温情脉脉地多少有一些干货，却也抵挡不了开尔文第二定律的单向性，走到了只给你一堆不相干的知识碎片，却不给也不能给你更重要的格局感和判断力——而格局感和判断力才是真正的智慧，是教育的目的。
可怜成为后天愚型的废垃，往往又颇为可恨地会以加害人身份理直气壮地认为，问题二本身就有问题：谁让你讲理的？谁告诉你政治（公共事务）是要由“辩论和委员会”来处理的？实力才是一切！让这种西方普世价值滚远一点！而问题三一定会被粉红卫兵和反智一族嗤为臭老九的穷酸病，因为“讲逻辑”，正好常常被脑残定义为是脑残的基本特征。问题四更是不再成为困扰，因为坑灰未冷神州乱，废垃从来不读书。问题五在今天的提法，与其说“你是否经常遇到一些人”，不如说“你是否知道有谁不是这样的人”。今天的国人特别是城市里的大小市民，天生就是博雅教育、通识教育的反对者，他们会本能地愤怒反击那些试图将污水处理和三文鱼价格建立联系的人，认为当然应该把问题分别交给水利专家和鱼类专家去进行专业处理。所以他们会基于同样的理由，一旦有可能，就会在眼睛不适时凌晨排队去挂专治左眼的专家号，然后虔诚地询问，这不断的跳动到底是福是祸。
塞耶斯为她那脂肪肝的时代开出的药方，同样适用于肝硬化的我们，其主要成分是倒扣草和车前子——意思就是：倒车，请注意！并且具体到此时此地，我们需要倒得比塞耶斯年间的英国更猛一些、更快一些。解决现代主义、进步主义时代病的药方，就是要大开历史的倒车：靠着恩典，逆转时光。
古典教育三艺简介
塞耶斯指出（不是发明），中世纪的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它的教学大纲可以概括为三艺（Trivium）和四艺（Quadrivium）。四艺由“不同科目”组成，这里暂时不谈。我们更感兴趣的是三艺，三艺先于四艺，并且是通往后者的预备性训练。三艺有三个部分：文法（Grammar）、逻辑（Logic）和修辞（Rhetoric），并且排名分先后。
事实上三艺的意思就是好老师授给你的“渔”，是不会耽误砍柴工的“刀”，是近年被喊得有点儿滥俗的“能力与素质”，是失落了的“学习的技艺”（Tools of Learning）。必须指出，这一来源于希伯来和希腊传统的提法，本质上是“反学科细分”的，强调综合而非区分，强调联系而非差异，其精神实质与现代主义的笛卡尔式“分解-还原”理论有重大不同，并且与其他文明（民族）的教育理念也最多只是形似。比如古中国人的“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就更像是六个学科，看不出统摄六艺的“道”是什么，或者说怎么看都是为了服务现实政治；而古波斯人的骑马、射箭、讲真话“三艺”就更加偏科，与满清入关前期的强调满语和骑射并无太大不同，连相比而言更加全备（当然同时也更加腐朽）的汉族文明都无力抵抗，更不用说去“正面刚”被基督教升华和圣化过的两希文明。现代主义学科划分的效果，特别是在所谓“文科”方面，基本上从未也不可能达到古典教育的水准，甚至还不如相声里的“说学逗唱”的四艺（而不是学科）划分给这门手艺带来的贡献值大。
文法
三艺中的逻辑与修辞，很明显，根本就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学科”。而相对而言，“文法”算是比较像一门“学科”，因为你总得从某一门具体的语言来展开语言本身的学习。但要采用哪一种语言来作为“工具语言”，是有讲究的。因为不是任何一种语言都适合做工具，特别是考虑到后续的逻辑、修辞学习之时。
这种作为工具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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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应该是一种成熟的（但未必是活的、正在被使用的）、丰饶的（一个明显的指标就是词汇量的丰度）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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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它应该具有很强的逻辑性，换言之就是学习这种语言的过程已经为后续的逻辑学习做好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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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它还应该具备修辞学意义上的品质和美观，简单来说就是它需要有大量名著传世。
故此，无论从理性分析还是从经验总结来看，中世纪三艺教育中的文法教育采用拉丁文来作为工具语言（在某些地区和时代同时也是目标语言）是很明智的选择，因为拉丁文很好地满足了上述三个条件。塞耶斯也是这种观点：
“在实践中，文法问题意味着某种特定语言的文法，并且必须是某个屈折语言（inflected language）【译者注：屈折语言：词与词之间的语法关系主要靠词本身的形态变化来表示，比如拉丁文、希腊文】的文法结构。非屈折语言的语法结构太复杂了，一个没有受过逻辑训练的人无法分析。更进一步，可以用屈折语言解释非屈折语言，反过来，非屈折语言就很难用来解释屈折语言。我坚定明确地认为，学习拉丁文语法是教育最好的基础。我之所以这样说，不是因为拉丁文是传统的、中世纪的语言，而是即便只掌握拉丁文基础知识，就可以让其它科目的学习事半功倍。拉丁文词汇对理解所有罗曼语系语言和所有日耳曼语系语言的结构都至关重要，所有科学使用的技术词汇（technical vocabulary）都来自拉丁文，而且整个地中海文明的文学及其所有的历史文献也用拉丁文写成。”
同时塞耶斯一并指出：
“让学生生拉硬扯（Procrusteanbed）学习奥古斯都时代高度精致、韵文式和充满修辞的拉丁文既不是明智之举亦非必须。古典之后和中世纪的拉丁文，直到文艺复兴末期都是活语言，在句法和韵律上更易学，且在某种意义上也更生动。学生应该学习这个时段的拉丁文。”
不过具体到当代中国，如果要进行古典教育，采用哪一种语言作为文法阶段的工具语言，的确是个重要而棘手的问题。直接采用拉丁语的好处无需赘言，但难处也显而易见：师资匮乏，文化隔阂。或许更加现实的一种补充（如果不是替代）选择，是选择古汉语来作为文法阶段的工具语言。至少在前述的工具语言应该具备的三个特征里，古汉语在第一和第三方面算是合格的。
那为什么是古汉语而不是现代汉语？这是因为，相比之下，古汉语的主要劣势是缺乏白话文所独具的、以所谓“翻译体”为代表的欧洲优势语言的秩序输入；但古汉语也有白话文所不具备的优势，就是它至少是“古典”的，所遭受的现代主义荼毒比较少。所以两相权衡，仍以采取古汉语为宜。
不过古汉语相较拉丁文的主要劣势，是逻辑性的匮乏。拉丁语是一种高度屈折的语言，它有三种不同的性，名词有七格，动词有四种词性变化、六种时态、六种人称、三种语气、三种语态、两种体、两个数。学习拉丁文或许上手很困难，但一旦入门进展就很快，因为它比较精密，也有明显的规律可以遵循。
而汉语（无论古今）是一种分析语，它的主要特点是：
完全不具词形变化（Inflection），语法功能需要用虚词表示。名词的主格、受格、与格、呼格完全相同，属格以“的”字连接主词及名词表示。动词本身不具人称、时态、语态及语气；例如过去时态以“了”表示、进行式以“着”、“正在”表示；未来时态以“会”、“将会”表示；被动语态以“被”加动词表示之类。副词以形容词加上“地”、“的”后接动词表示。名词和动词之间，全无分别的也为数极多。简单地说，现代汉语是以不断加长句子来展现语法功能，每个单词均带有语法功能，在句子中同样重要。而词序则在语义上带有绝对性，改动词序必须同时改变语法，否则会连带将句子意义也改变。由于没有词形变化，一些不具词义的象声词和标点符号在书写上，特别是转述对话时，也具备语法功能。例如：转述对话时，将简单直述句“是你。”改为修词性疑问句“是你？”，表示惊讶；改作另一修词性疑问句“哼！是你？”则表达了轻蔑等等。基本上以上的变化都不具有可观察的规律，需要凭意会去理解。（引自维基百科）
所以，务实的选择，要么就是同时以拉丁文和古汉语为根基（是一主一副还是并驾齐驱需要因地制宜），要么就是只开设古汉语，然后以加强数学或逻辑学教育等方式弥补逻辑性的不足，好预备逻辑阶段的学习。
逻辑
三艺并非严格区分。事实上语言学习会贯穿在整个三艺的学习过程当中。所以塞耶斯对逻辑阶段的定义仍然强烈地与语言学习有关：“学习如何使用语言。如何定义所使用的术语，并作出精准表述，如何形成一个论述，并找到自己和别人论述中的错误。这就是所谓的辩证法，包括逻辑和辩论。”
作为正确推理的科学与艺术的逻辑学，特别是逻辑学中的演绎推理，可能是中国人最为缺乏和需要的能力之一。形式逻辑，基本是由亚里士多德奠定，虽然他的伦理学不一定需要看，但他的逻辑学一定要学，因为这是上帝在普遍恩典中赐下（主要就是赐给了希腊人）的基本工具和基本方法，是最重要的“学艺”之一，也是整个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核心和根基。
两个不止关于逻辑的逻辑问题
一：唯名论与宗教改革（本文作者：丹·博文，译者：王一。引用时有删改）
在中世纪的神哲学中曾存在着一种张力，即现代之路（唯名论）和古代之路（唯实论）。唯实论是基于柏拉图哲学的一种思想。柏拉图哲学里有共相与殊相之分。这种思想认为，共相或者简单说抽象概念，有一个客观的、绝对的实存。我们之所以称一匹马为马，是因为我们对它的认知与一个共相里的“马”相对应。每个独立的“马”拥有“共相马”的本质。在唯实论里，我们对事物的名称取决于他们对应的共相。
这种看法与唯名论相反。唯名论认为共相或抽象概念只是名称而已，没有任何相对应的实存。宇宙只有殊相，没有共相。我们只是认知一些独立的个体动物，它们具有一些共有的特点，我们就把他们归类为“马”。没有共相的马存在，只有每个独立的殊相的马存在。不存在本质或者本体，只有外表，只有外部的特征。因此，我们直接随意给事物命名，这就是唯名论。
唯名论最好的例子就是汇率。一枚硬币的价值原本取决于它的材质和重量，是金子或者银子，多重等等。但是采用汇率之后，这枚硬币的价值就不是以其质量来定义，而是发行它的政府来规定它的价值。比如我们有1欧元的硬币，有5欧元的纸币，这些货币的制作材料本身没有任何价值。那些金属或者纸张本身不值1欧元或5欧元，但是我们使用的是被定义的价值。这就是唯名论。我们承认的价值并不是它们真正的造价。
在中世纪晚期，奥卡姆威廉及其继承者比尔（Gabriel Biel）的神学里，唯名论发挥了巨大作用。奥卡姆强调上帝的绝对主权。因为上帝是绝对自由的，因此他就随己意行做万事。共相只是理论上的假设，是无益的。事物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上帝乐意把它们做成这样。它们并不是与某些抽象的共相一致。奥卡姆批判阿奎那对上帝自由的限制。阿奎那认为上帝之所以把一事物做成某样，是因为该事物本身就是那样。但是，上帝是自由的，上帝甚至随己意做万事，祂做成某事的原因仅仅在于祂的旨意如此。共相只是我们赋予的名称而已。
唯实论与唯名论在救恩论中非常重要。从唯实论延伸到救恩论上，阿奎那认为，我们必须真的本身从本质上成为义时，上帝才能宣告我们为义。我们必须真的是善的，上帝才能认定我们的善工和功德。而奥卡姆、比尔等唯名论者则认为，上帝可以宣告任何他乐意宣告的事。当我们本为不义时，上帝也可以宣告我们为义。他甚至与我们立约，接纳我们本不完美的行为，将其视为可以赚得永生的善工。这些行为本身并非真的有功德，但是上帝视为如此。比尔说，“对于那些真心而行的人，上帝不向他隐藏恩典”。这被称为方济神学。所以你只管尽量行善，上帝是会接纳的。
马丁路德当时的神学老师们就是比尔的学生。路德曾经学习、背诵过比尔的注释，这在中世纪时期是非常重要的作品。路德称奥卡姆是“他的老师”，是“唯一懂辩证的人”。在路德早期的教学生涯，可以说他是个唯名论者。后来，路德慢慢离开这套哲学，但是唯名论哲学的训练，奠定了路德发现唯独因信称义教义的基础。没有唯名论，就没有路德，就没有宗教改革。
二：针尖上的天使
普遍而言，中国人缺乏逻辑。差不多与亚里士多德同时代的公孙龙，曾经提出白马非马、离坚白等论题，其实这是很好的（虽然也很粗浅）逻辑学中的“属种分类”练习，是定义与概念的练习、外延与内涵的练习。
常有人说，逻辑有两种，一种是逻辑，一种是中国式逻辑。而所谓中国式逻辑，显然就是没有逻辑。而另一个说法是“中国人反智”，而反智，基本上也就是指反逻辑、没逻辑。明明就是自己的观点，却总“我们”、“我们”的，把特称命题用全称命题表达，这就是僭妄和滥用。在许多事上相信天亮的原因就是鸡叫，把先后关系误会为因果关系。
国人为什么反逻辑，特别是反对形式逻辑、演绎推理？公孙龙为什么被扼杀？为什么儒家道家法家五行家一致批评他？原因当然很复杂，但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们都认为这是诡辩，而且诡辩没什么用。
凡事都想要“有用”，才是龙文化的根本思维。而这条务实的猪婆龙龙显然是容不下追求真理的初级逻辑学家公孙龙的。
有一个例子，常被近现代中国人拿出来嘲笑和攻击基督教，并且说起来还真不只是中国人才这么干，事实上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的主流知识分子们——可以简称为白左——也常常用这个例子来攻击基督教和中世纪思维。这个例子恰好也在塞耶斯的《失落的学艺》中提及。
这个例子的内容就是，据说，1453年，伊斯兰帝国攻陷君士坦丁堡时，城中的教士不关心这些，还在争论“一个针尖上究竟能站多少个天使”。你看，多么清谈误国，多么华而不实。中国人提到这个例子时，可能还要补刀，提到“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之类，然后喜气洋洋得意地说：看！宗教果然是精神鸦片吧，麻醉人民，连亡国之恨都不知道了，可悲啊可悲！
然而这种说法的背后，已经有一个范泰尔意义上的前提，那就是：国家的命运最重要，亡国的仇恨最沉痛。可是有没有可能，商女对荒淫陈后主的倒掉，其实是欢呼雀跃的，就像伊拉克人民等来了美军、北朝鲜人民等到了驾崩？虽然商女们因为从小没有接受完备的古典教育，只会唱后庭花之类歌曲。她们只能用这种方式来自我表达，就像当年在广场上的学生，觉得必须唱点儿什么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只会唱红歌——或者更意味深长的：《一无所有》。
白左，往往双标。比如多半是文艺复兴粉丝的他们，非常高举阿基米德，并且常常仰天四十五度角热泪盈眶地提到：罗马破城时，大数学家兀自演算不止，然后优雅地被杀。那么为什么数学家就是高贵，神学家就是误国？所以这种双标恰好暴露出了人本主义者的反基督教前提。
基督徒应该听过一个类似的例子，就是泰坦尼克沉没时，船上的乐队仍然演奏到底，演奏的曲子就是赞美诗：《靠主更近》。他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所以沉船算得了什么。龙应台在她著名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中也记载了一个很相似的例子，就是他们从东北一路逃亡到越南的难民营后，法国人收缴了所有武器，只让军乐团带着乐器进去。还有个学生带了一本论语。于是还是能够做到礼乐不绝、文明不息。
中国人惯于从族群繁衍的意义上思考永恒观念，虽然长久并不是永恒。但至少在这个难民营中，他们尚且知道，代表文明核心的礼乐，远比国家兴亡重要。用基督教的方式来说，就是人当然比国重要，神当然比人重要。当然，多少也承受了些普遍恩典的中华文明，天花板也就能达到“礼乐”的程度，然而“人与人的礼乐”距离“神与人的立约”，中间还隔着一次“道成肉身”。
王怡牧师提到，中国一百五十年来的问题，就是救亡大于启蒙。所以归正，就意味着要重新排列知识的等级和价值的等级。神比人重要，人比国重要，你若不是这样认为，就会在不同的偶像里迷失。归正的教育，就意味着要用基督教的启蒙，取代人本主义的启蒙，更取代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和当代红色没文化中的“国权中心论”救亡思维。
在这种真正的启蒙中，道是根基，正确的三观建基于道之上。而能够理解和应用这一切，都需要逻辑。所以虽然我并未跑题，但现在还是可以回到那个“针尖上的天使”问题了。
塞耶斯为什么在谈论三艺中的逻辑时，提到这个例子呢？首先让我们假定那个段子是真的，就是说君士坦丁堡被攻破的时候，教士们真的还在淡定地讨论这个问题。即便如此，刚才已经说过，这没什么可笑，教士们的风采足可以和泰坦尼克上的弦歌不辍相提并论，并且至少和做算术的阿基米德或背论语的中国难民一样高贵。
并且从学术意义上来看，他们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也并不是在讨论信仰，而是逻辑学范畴里的一种思辨练习。塞耶斯指出：
它的主题是，天使是物质性的存在吗？如果是，会占据空间吗？一般的答案是，天使是灵，不是物质存在，但天使又是有限的，所以他们可以在空间中位于某个位置，却没有外延。就像思想，同样非物质但有限，我们可以一起来想那个针尖，这样想的时候，就可以说我们众人的思想“在”那个针尖上，并且此时就在那个针尖上，而不在其他地方，那么可以有多少个人的思想“在”那里呢？当然可以是无数个。所以这个例子，就是在练习分辨，空间中位置和外延之间的区别。应用就是，不要随便用“那儿”这种不精确不科学没逻辑的词，而要声明，你指的是“位于那儿”，还是“在那儿占据空间”。
当我们说我们没逻辑时，没逻辑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词语的滥用，以及在推理过程中词语含义的不断漂移。我们常常在还没有形成词语的共识之时就开始辩论，因此大部分的辩论沦为了争论甚至争吵，通常仅仅停留在文法和修辞层面，而缺失了辩论的灵魂：逻辑，因此我们的思想总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
塞耶斯这样讲述逻辑的重要：
“第二阶段的统领性训练将是形式逻辑。我们在这一阶段的课程与现代课程标准相比，首次展现出了极大的不同。形式逻辑所陷入的不好名声其实是毫无道理的。对形式逻辑的忽视几乎是现代人所有智力问题的根源，这些令人不安的症状我们都能看到。逻辑已经不被信任，部分原因是我们已经掉入了一种假定之中，该假定认为我们基本都受制于直觉和无意识。现在没有时间去争辩这种假定是否属实，我自己满意于这样的观察，忽视理性上的恰当训练才恰恰最可能为这种状况变为现实铺平了道路，并且才确保我们心性中直觉、非理性和无意识的成分跃居首位。形式逻辑被冷待的第二个原因是一种信念，即形式逻辑完全基于无法证明或同义反复的普遍假设之上。但这种信念并不真实，并非所有的普遍命题都是如此。但是，即便这样也无妨，因为任何大前提是“所有A都是B”的三段论，都可以被改造成假言形式（every syllogism whose major premise is in the form “All A is B” can berecast in hypothetical form）。逻辑是正确论证的艺术，“如果A，那么B”，因此逻辑方法不因为A的假设特征而无效。的确，在当今的世界，形式逻辑的实际效用相较于确立肯定性的结论来说，更多地在于及时察觉和揭穿无效推理。”
当我们思考在中国开展古典教育时，文法逻辑修辞这三艺中，应该说文法和修辞还算是我们了解比较多的，甚至某种意义上可以算是汉语的强项，但逻辑却是我们极度匮乏的。所以逻辑的学习应该成为先天逻辑不足、后天逻辑失调的我们学习的重点，需要下更多功夫来弥补缺憾。
但是感谢主，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基督教古典教育中开展逻辑学教育，反倒算是比较容易的，因为你根本没有，所以没法儿“装”，既然装不起来，就只好谦卑下来好好学。公孙龙死得早，或者其实不死也可能无法建立完备的逻辑学，所以全世界学逻辑学的都得老老实实从亚里士多德和奥卡姆他们那里学。所以相对来说，逻辑的学习反倒很少遇到在圣经、语文、历史等学科中会遇到的那种张力、阻力甚至暴力。
今年暑假在成都，我给人文学院讲了《逻辑学导论》这门课，教材就是美国logos学校在用的教材，是我和我们教会的几位弟兄姊妹一起翻译过来的。教材很成熟，但师资还很不成熟，所以得让我这种南郭先生先来滥竽充数，勉强来培训学生甚至培训逻辑学老师。愿神带领我们，在中国的基督教古典教育界尽快兴起更好的、更多的逻辑学老师，让我们的学生和后裔，不要像我们以及他们的同龄人一样，缺乏逻辑或者逻辑混乱，而是能够从小就真正懂得如何慎思明辨，好将真正的福音、真正的文明传承下去。
修辞
塞耶斯继续定义修辞：
“第三，学习用语言表达自己：如何将必需要说的话说得优雅和有说服力。到了这个阶段，如果在这之前学生倾向于用冗长的表达方式来表达自己，或者用优美言辞来让坏理由看上去像好理由，那么现在就不再会是这样，因为他受制于之前的逻辑训练。否则，他的老师和同学，因为都在同一条战壕中受过训，也会很快指出其错误之处，他必需致力于说服的对象正是这些人。在课程的最后，学生需要完成一篇论文，题目由老师框定，或者自己选择，论文完成后在教师委员会面前进行答辩。这时，他所学到的——否则他有祸了——不仅仅是写一篇论文，而是面对辩难（heckled），能在讲台上迅速地用其智慧大声且易懂地回答。此外，这样的质问辩难并非只含有人格攻击，也不是问尤里乌斯·凯撒（Julius Caesar）在公元55年曾说过什么之类无关紧要问题——虽然中世纪的逻辑训练无疑因大量这样初级的应答而富有生气。然而，这样的辩难将会有许多强有力的和睿智的问题，来自于那些已经经历辩论沙场或者正准备去经历的人。”
简单而言，仅仅满足于说得出（文法）、说得对（逻辑）是不行的（虽然很多人连这两个也做不到），修辞阶段要求你说得美，说得妙，有力量，有智慧。诗 33:1-3这样说：
义人哪！你们应当靠耶和华欢乐，正直人的赞美是合宜的。你们应当弹琴称谢耶和华，用十弦瑟歌颂他。应当向他唱新歌，弹得巧妙，声音洪亮。
如果开口赞美是文法阶段，那么进一步学习如何弹奏琴瑟就算是逻辑阶段，而最终能够“唱新歌、弹得巧妙、声音洪亮”，就是唱诗领域的修辞要求。如果文法阶段主要培养记忆力，逻辑阶段主要培养理解力，那么修辞阶段的主要目标就是培养想象力，此时：
“硬记的知识可以在新鲜的语境中得以领会，曾经冷冰冰分解过的知识现在构成新的知识综合，不期而遇的洞见四处闪现，这会带来一切发现中最让人激动之处：明白一个自明真理的真理性。”
显然，古典教育的进路和现代教育近乎完全相反，特别是在记忆力和想象力的培养方面。因为现代教育普遍认为小孩子的想象力最好，所以要由着他自由想象，随意创作，凭兴趣学习。反而到了高中，却因着高考的压力，开始让他大量记忆。殊不知记忆的黄金时期是在童年，人人皆知小时候记住的歌谣、诗词，一生都不会忘。而想象力培养的“现代主义”理念更是重大的误会，因为想象力一定是基于丰富的储备和清晰的逻辑的，否则只能是空想、幻想、妄想。正如如果不学习音符（文法）和乐理（逻辑），直接去凭着想象力弹琴，那只能是制造噪音。
对于修辞阶段，以及修辞阶段后续的学习，塞耶斯进一步论述道：
“（在修辞阶段的学习中）在文学方面，欣赏应该再次先于消极的批评。在写作上，可以继续练习个性的表达（self-expression），同时写作技艺现在磨练到可以去做简洁的剪裁和注意比例的均衡了。在此阶段，任何一个已经产生专业化倾向的孩子，要任他们自己发展：因为只要学习的技艺被真正掌握后，无论学什么都是预备好了的。我认为每个学生都应该在一两个科目上有所擅长，并且再学习一些辅修科目，以让他的思想对所有知识领域的相互关联性保持开放。说实在的，在这一阶段，保持“科目”的分离将是我们的困难，因为，正如逻辑的学习会展示出学问所有分支的相互关联性，修辞学则倾向于显明“万般知识终归于一”。将此表明出来及说明其中的原因，是“学科女王”当仁不让的任务。但是不论是否学习神学，我们至少应该对于那些在数学和科学开始有专业倾向的同学，应该规定其学习一些人文课程，反之亦然。还有，在这一阶段，拉丁文文法已经完成其使命，对于那些更喜欢在现代语言方面继续他们语言研究的学生，就可以放弃不学了；与此同时，那些数学对他可能永远没有什么大的用处或天份的同学，也可以允许他们或多或少地停歇下来。总体来说，任何仅仅属于学习工具的东西现在可以允许退到幕后了，受过训练的头脑在各种“科目”中的专业化学习，对于这些科目，“三艺”期满后，他将具有极好的装备去进行自学。三艺最后的综合，即论文的陈述和公开答辩也应该以某种形式再度恢复起来，或许可以作为中学最后一学期的毕业考试。
修辞学的学习范围取决于学生在16岁时要直接进入世界，还是在公立学校和大学上学，或者直接上大学。因为修辞学应该在14岁左右开始，第一类学生应该在9到11岁之间开始学习文法，12岁到14岁期间学习逻辑，中学的最后两年应该致力于修辞学，这两年的修辞学习对他而言会是一段相当实用的规划。第二类学生，会在预备学校（Preparatory School）完成逻辑学课程，并且在公立学校的头两年修读修辞学课程。在16岁时，他已经做好了学习不同“学科”的准备，这些“学科”就是他后来大学学习的计划。并且大学所接受的教育对应着中世纪的“四艺”。这等于说，普通学生的正规教育结束于16岁，这类学生只受三艺的教育，然而继续学习的人除了三艺还要学习四艺。”
到了这个阶段，学生应该已经能做到融会贯通，但又有所专长，博而且雅。然后根据学生具体情况，一部分可以继续深造，进入大学学习“四艺”，另一部分学生则可以进入职业教育。
古典教育（三艺）培养出的人才
按照笔者的理解，文法、逻辑、修辞，或者可以对应为菜蔬、菜谱、菜肴。如果想培养一位优秀的厨师（不过有必要指出，培养厨师恐怕恰恰不是古典教育的目的，而是职业教育的目的），那么首先应该让他认识、了解、记忆各种菜蔬的性质，这叫文法阶段；进一步，开始学习各种菜谱，所谓菜谱，某种意义上就是对各种菜蔬和调料之间逻辑关系的表达；但光知道菜蔬的性质，也理解了很多菜谱，不代表就掌握了烹饪艺术。直到反复锤炼，熟能生巧，终于能做出色香味俱全名副其实的“菜肴”后，才算是掌握了烹饪的“修辞”。
再用一个比喻的话，那么有一个武侠小说里的人物，他所受的教育，就比较像是古典教育，他就是《倚天屠龙记》里的张无忌。小时候他就呆在冰火岛上，主要由义父谢逊开蒙，不练招式，只背口诀。或许对成人来说这非常枯燥无味，但对于机械记忆能力绝佳的儿童来说，这反倒饶有兴味。这算是他的文法阶段。离了冰火岛后，少年张无忌借着胡青牛的《带脉论》、《子午针灸经》以及更加生猛的《九阳真经》完成了逻辑阶段甚至初级修辞阶段的学习。长大后，三艺初成的张无忌，已经能在几个时辰内学会乾坤大挪移，后来略经张三丰点拨，同样须臾之间便能掌握极其精深的太极拳，从此成为武林第一人。他可以算是武侠版三艺教育的优秀成果。
看他早年的学习路径，很明显是输在了起跑线上，因为都十几岁了还连从小就上明教奥数班的小杂兵都打不过。但古典教育的厚积薄发优势在他成年之后终于体现出来，使他成为了所谓的复合型人才、研究型人才，最终成了中原武林中的亚里士多德，身兼“九阳神功”、“太极拳、剑”、“圣火令神功”、“乾坤大挪移”、“七伤拳”、“少林龙爪手”等盖世武功，堪称金庸世界中武功最高的侠客。
不过这当然是个虚构人物，下面举一些真正受过基督教古典教育的人物。
第一个当然就是多萝西·塞耶斯。一开始我说她在中国没有阿加莎·克里斯蒂红，正如杜甫在日本没有白居易红，这其实就是因为白居易写的比较通俗易懂，汉语没那么好的日本人能看懂，所以喜欢。而显然成就更高的杜甫，长处却在用典精深，韵味悠长，所以日本人看不太懂。同理，多萝西·塞耶斯的小说成就更高，但因为类似的原因，在非英语世界（其实也包括现代英语世界）没有克里斯蒂名气大。
多萝西·塞耶斯（1893年6月13日- 1957年12月17日）是著名的英国侦探小说作家，诗人，剧作家，散文家，翻译家，神学家。虽然以侦探小说大师闻名于世，但她最好的作品其实是《神曲》的英译本。她是家中独女，父亲是一位牧师和唱诗班学校的校长，并且在多萝西六岁的时候就教她拉丁文。直到16岁，她才去一间寄宿女校就读，19岁时获得奖学金到牛津大学萨默维尔学院深造，主修现代语言和中世纪文学。3年后她以最优异的成绩被授予学位，之前从未有女性得到过此种荣誉。
毕业后她从事过广告业，是一个成功的广告人。她还在药房工作过，也当过教师，但最后选择成为一名职业作家，写了多部非常畅销的侦探小说。1941年以后她停止了小说创作，专注于神学研究，此后撰写了很多神学、护教学、教育学文章，包括《失落的学艺》。
她是C.S.路易斯和其他啖墨会成员的好朋友，路易斯自称每年复活节都会读一遍塞耶斯创作的基督教广播剧《生而为王（The Man Born to be King）》的剧本，并曾如此评价塞耶斯：“多萝西·L·塞耶斯渴望成为——并且马上成为了广受欢迎的大众娱乐者、真诚的艺术家。就她本人而言，这种努力堪比乔叟、塞万提斯、莫里哀。我认为，除了少数例外，时间最终会证明只有这样的作家才真的了不起。”托尔金也读过她的很多作品。
除她之外，基督教古典教育这种源远流长、“全新却古老”的教育方式，还曾经培养出游斯丁、特土良、哲罗姆、卡帕多西亚教父、奥古斯丁、安瑟伦、阿奎那、路德、加尔文、弥尔顿、C. S. 刘易斯等诸多圣徒。他们的学识渊博、逻辑严密固然众所周知，但可能会故意被人忽略的是，严格的古典教育训练丝毫没有损害他们的想象力——有谁认为《失乐园》和《纳尼亚传奇》的作者想象力不足？多萝西·塞耶斯如果想象力不足又怎么能写出那许多精妙的侦探小说？事实上这些大师的共性都是文法丰富、逻辑清晰、修辞优美，同时信仰稳固、热忱。可以说三艺精深、信仰扎实，就是基督教古典教育的最高培养目标。
除了这些大师，古典教育在历史上还曾培养出众多没有留名却对圣民社会和世界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清教徒。而在近年，当基督教古典教育在美国开始复兴之后，又迅速培养出了新一批优秀人才，比如这些年声名鹊起的“帕特里克·亨利学院”（以下文字引自许宏弟兄相关文章，有删改）。
这是在小布什时代，一些右翼的保守基督徒成立的一间基督教古典教育的大学。这是一间很小的大学，只有十年历史，每年只有200 个学生。有一个基督徒的孩子，马太·杜·米（Matthew du Mee），在SAT考试中拿到满分，同时收到四个大学的法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哈佛、耶鲁、哥伦比亚，以及这个新办的基督教大学（当时刚刚开办一年），然后，他选择了这间大学。这间大学也很厉害，它起初只有一个本科，现在有五个专业，都是人文教育的分支。十年来，它连续赢得全美大学辩论赛的冠军。跟哈佛大学用美国法律辩论，赢了他们。跟牛津大学用英国法律辩论，也赢了他们。
如何进行古典教育三艺的学习
说了这么多，那么究竟该如何进行三艺的学习呢？让我引用唯理达学子书院教师劳丽女士的话来说明这一点（全文可以在《教会》杂志网站上搜到）：
我会用一部文学作品——C.S. 鲁益师的《狮子、女巫和衣橱》——过一遍这个阶段，告诉你我们的教导是如何不同。在文法阶段，阅读这本书完全是为了帮助孩子们理解内容，学生会问文法的问题：“露西今天穿什么样的衣服？”“她穿的是蓝色的裙子。”他们为了阅读的乐趣而读书，如同鲁益师坐在椅子上，跟一个小小孩讲述这个故事一般。他们学习享受故事，学习喜爱阅读，只是学习这个故事本身。进入逻辑阶段，我们在课程设置中会再次学习这本书，但此时会思考书本里的阿斯兰是谁？是基督的形象吗？在这个故事的背后鲁益师想要告诉我们什么？修辞阶段再度阅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们会让孩子自己去阅读并且写一个自己的故事。模仿一个伟大的作家写作自己的故事，这也是鲁益师自己做的事情，他在孩子时期读过一些故事，于是模仿那样的故事写下了这个《纳尼亚传奇》。这样，你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每一个阶段有怎样的区别。我们会根据孩子的阶段，对同样的文学片段做出非常不同的处理方式。我们这么做的一个理由是希望孩子们能够了解他们怎么会有不一样的学习。
当然，实际运作的运作远没有这么简单，需要教会、学校、家长形成合力，才能取得进展。但是感谢主，自2013年秋雨之福教会归正学堂开始，目前国内已经有好几家教会学校在举办或转为古典教育，这些学校也结成了联盟，系统翻译引进了以美国logos学校和唯理达出版社为代表的古典教育先驱者的大量资料，自2014年开始，成都也开始进行古典教育硕士的培养，为教会学校储备人才。
盼望我们那些接受了基督教古典教育的孩子，能有稳固的信仰，博雅的学识，长大之后，往小方面说，能成为圣民社会的中流砥柱，利用所学荣神益人，在各个领域特别是神学和人文领域找到自己的工作呼召。往大方面说，期待他们能形成合力，利用所学，把基督教文明的正典名著，系统翻译成信达雅的中文，甚至创造出新的中文文体和汉语神学，在各个领域发出光来，影响、改变、重塑这个世代和这个文明。
就让我们这很可能倒闭旷野的一代来成为他们的垫脚石，弟兄来做安布罗休，姊妹成为莫妮卡，同心合意，为基督、为教会，兴办古典教育，在十年、百年、千年之后培育出我们自己的奥古斯丁，使得“神州”能真正归于神的权下，荣耀祂、赞美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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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暮云的半导体）：重获三艺——中世纪穿越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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