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五圣之:中神通加尔文

2018年 5月 27日 1912点热度 4人点赞

作者按:今天(5月27日)是加尔文逝世454周年纪念日。谨以此文奠之。这也是“新教五圣”系列的最后一篇文章。全文约12000字。




生平

 

早年

 

1509年7月10日,约翰·加尔文出生于法国努瓦永。父亲是律师,母亲是大家闺秀,加之从小和几位贵族子弟交好,所以加尔文的气质温文尔雅,不类路德。14岁和朋友们一起求学巴黎,从此很少回乡。

 

先在马尔什学院就读,三年后转入著名的蒙泰居神学院,伊拉斯谟多年前就从这里毕业。他努力学习拉丁经典、逻辑学、奥古斯丁、阿奎那著作,各门功课均极为出色,18岁便获得硕士学位。

 

1527年,父亲因自身问题,改变计划,要儿子做律师而非神甫。加尔文没有反抗,第二年去了奥尔良大学法律系。那里风景如画,但加尔文没空娱乐。他常常不吃晚餐,夜里只睡几小时,努力训练记忆力,增加各方面知识。不到一年,便以法律老师而非学生闻名,常常替教授上课。除了法律,他还苦学希腊文。

 

一年后加尔文离开奥尔良去了布尔日,此城被新教公主玛格丽特保护。跟随路德的希腊文教授沃尔墨来此任教,给加尔文很大影响。

 

22岁父亲去世。从此他可以自由选择道路。于是他既不当神甫,也不当律师,而是想成为学者,更多学习希腊文、拉丁文,更多阅读经典著作,做研究,写文章。随后他就在巴黎租了个插间,开始如此行。

 

七八个月后,《塞涅卡注释》写成,出版。此书引用了66位权威拉丁文学者、22位希腊文作家、7位教父语录,但只有不重要的三处圣经引文。这说明那时他还没有归正。

 

归正

 

1533年,巴黎大学校长科普公然在全校讲话里宣传路德思想,引发轰动。据说这篇讲稿就是他的好友加尔文写的。1个月后,科普逃亡,加尔文也化装成工人,扛着锄头走出了巴黎。

 

所以,他的归正应该就发生在1531-1533年之间。加尔文后来自述:一开始自己只想做个与世无争的学者,但新教思想传来。起初抗拒,后来降服,如保罗看到大马士革之光。

 

流亡期间,他不断参加秘密集会,熟练躲避警察。然而他教师与牧师的恩赐如此明显,无论他逃到哪里,哪里就成为传播新教思想的学校。


1535年他辗转来到巴塞尔,科普也在这里。此时的加尔文化名为马尔蒂安·路卡尼斯,听起来有点儿像马丁·路德。

 

《基督教要义》

 

在巴塞尔,《基督教要义》出版。


本书第一版与其说是基督教教义的学习指导,不如说是法国新教烈士的信仰告白。书中大量引用圣经和教父的教导。最初只有六章,二十几年里再版四次后,发展为80章的四卷本巨著,但核心思想从未更改。


本书按照《使徒信经》的顺序撰写。以上帝开始,以上帝贯穿,以上帝结束。律师的严谨与作家的流畅无处不在。辉煌,激情,恩典,谦卑,是可用来形容本书的无数形容词中最常见的几个。本书水准之高,空前绝后,至今无人可以达到,甚至无人能够接近。

 

日内瓦

 

随着局势进一步恶化,加尔文再次出逃。本准备去斯特拉斯堡,但那里在打仗,只好绕道南行打算去洛桑。赶路途中,在日内瓦暂住了一晚。

 

日内瓦属于今称“瑞士”之区域的13个自由行政区之一。今日瑞士以中立和平闻名,但此地自古盛产暴烈山民,是欧洲雇佣军的最大来源和中立和平的最大保障。

 

日内瓦位于欧洲要冲,150年来都在为自由而战,以血以命反抗各路主教公爵。1532年后,日内瓦改信新教,于是萨伏伊公爵来袭。同为新教并且是政治盟友的伯尔尼一度退缩,劝日内瓦人投降,因不愿得罪支持萨伏伊公爵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以及罗马教皇。

 

但日内瓦人决定玉碎。因为他们深知,宗教自由与政治自由密不可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1534年8月,日内瓦人拆毁城外四镇,固守本部。挪石材以固城,熔大钟为炮弹。全民皆兵,誓死抵抗。公爵开始进攻,日内瓦死守,城中爆发饥荒。

 

危急时刻伯尔尼幡然醒悟,派6000人救援。法国弗朗西斯一世也趁机对公爵宣战。见势不妙,1536年2月,公爵撤退。日内瓦欢庆胜利。

 

就在这年8月,加尔文来到日内瓦,准备暂住一晚。但这一晚永远改变了他和日内瓦,因为他遇到了上帝派来的法雷尔。

 

法雷尔

 

法雷尔,真正的大无畏之人。伊拉斯谟说:“我一生中从未见过这么勇敢的人。”宗教改革后,瑞士诸邦各自选择信仰。德语区伯尔尼改信新教,并差遣会说法语的法雷尔去西南法语区宣教。

 

法雷尔所到之处,雷厉风行,捣毁偶像,赶走神父。话语朴实但非常有力,于是人群截然两分:要么立刻相信,要么疯狂反对。多次被打,仅以身免。只要不死,就领人转向新教,成员够多之后,就报告伯尔尼,伯尔尼议会就写信给此处,要求展开新教与天主教的辩论,结束后由当地人民投票决定何去何从。

 

日内瓦就是在法雷尔带领下如此归正的。在围城期间,法雷尔也与市民同仇敌忾。

 

然而公爵退去之后,城中原有各派开始抬头:归正新教徒,天主教余孽,反对一切外国势力的“爱国者”,念念不忘奢华淫乱生活的“自由派”。

 

法雷尔对此一筹莫展,因为他深知自己是革命者,破坏者,但不是组织者和建设者。他早就知道加尔文的诸般恩赐,知道他熟悉法律,可以与议会交流,熟悉圣经,可以教化人民。于是听说加尔文来到日内瓦,法雷尔立刻出动,逼他留下。

 

加尔文起初还想抗拒,但秀才遇到兵,有理都说不清,何况没理。最后法雷尔大吼:“我以全能上帝的名义对你说,你若以自己的研究作借口不留下帮助我们做上帝的工,上帝要咒诅你,因为你寻求自己的荣耀而不是基督的荣耀!”于是加尔文投降了。“法雷尔将我拘留在了日内瓦”,后来加尔文如此回忆。

 

但这两人从此成为一生好友。加尔文文质彬彬,法雷尔雷厉风行,堪称绝配。

 

初入日内瓦

 

日内瓦的政权中心:小议会。由25位议员组成,核心是四位行政长官。下面是200人的大议会,成员由小议会推荐。小议会由大议会选举,四位行政长官和财政大臣例外。第三层议会由日内瓦全体男性公民组成,投票决定城市中最重大的问题。

 

日内瓦的信仰告白:加尔文来到日内瓦,建造教会的第一件事,是写下《信仰告白》,要人民清楚,他们宣誓要持守的福音信仰到底是什么,按照福音来生活的具体方式到底是什么。议会很快通过。人民按照次序来教堂宣誓持守。

 

日内瓦的生活方式:酒馆常年爆满,醉汉招摇过市。赌场日夜不停,牌局不可开交。妓女公然与男人鬼混,城市广场成为巨大舞池。男人开衩马裤,女人坦胸露乳。这就是那群发誓要按上帝的话语生活,加入了日内瓦教会的人,会友共有12000人。

 

可想而知,加尔文的全面归正计划将如何把自己变成全民公敌。

 

逐出日内瓦

 

1538年2月,日内瓦选出三位新的行政长官,都是反加尔文的。


之后的导火索是伯尔尼要求日内瓦教规与其保持一致,大议会没有通知牧师团,竟自行通过。抗议的盲牧师库劳德被捕,法雷尔加尔文继续抗争。


最后结果,两人被逐出日内瓦。那天是1538年4月25日,加尔文在这里呆了20个月。

 

斯特拉斯堡

 

加尔文一开始去了巴塞尔。他本不想去斯特拉斯堡,但那里的布塞尔牧师或许得了法雷尔真传,威胁他:“上帝知道如何找到叛逆的仆人,就像找到约拿一样。”于是加尔文只好再次就范。


但此后三年,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斯特拉斯堡号称新教安提阿(相对而言,此时的日内瓦可以叫所多玛),信仰兴旺,气氛祥和,文明安静,秩序井然,一切都符合加尔文的理想。他在本城服侍法国难民教会。


在斯城期间,加尔文时常反思日内瓦服侍经历,反思自己是否过于严厉。此时的他不再容易被激怒,更能聆听,毕竟已经29岁,将近而立之年。他给法雷尔写信:“我们愿意在上帝的面前承认……我们不够老练……我们被上帝管教是应当的。” 


他顺服本地的规矩,不再为小事争论,说:“也不必把纪律定得那么严,以免搞得人人谨小慎微。”他顺服布塞尔的安排,甚至愿意按照引自路德宗的敬拜程序敬拜(并不坚持自己给日内瓦制定的只唱诗篇)。1539年加尔文出版一本诗歌集,把18首诗篇和《使徒信经》谱上音乐。


在这里他完成了《要义》拉丁文第二版,并自翻为法文。文笔极佳,从此加尔文被称为现代法语之父。


本地规矩,一个人若不加入某一行会,就不能成为本市公民。于是加尔文加入了裁缝协会。不知出于何种考虑。


本地议会和日内瓦的一样,常常忘记付他工资。于是他总是穷困潦倒。他和法雷尔在巴塞尔的房东也寄来账单,其中包括一瓶葡萄酒的钱,可加尔文记得这瓶酒是别人送的。他写信给亲兄弟法雷尔,认真地明算账:“我们不必客气……你住了七个星期零两天,我住了两个月零十二天……那么我就这样算:我付五块,你付四块。但我欠你一块五,只要一有机会我就还你。”


还有一次,一个很敬虔的基督徒来找他,说服了穷牧师借给他18金法郎,加尔文自己都去借了一部分钱才凑齐。敬虔人留下一只篮子,说是他的财产抵押。几个月后他回来了,问加尔文能不能再借他一些钱,加尔文说能不能把上次借的先还了,于是敬虔人就跑了。加尔文只好请来几位见证人打开那个篮子,里边有几个烂李子,几件破衣服,几本旧书,和几封从别人那里偷来的信件。他和众人一起开怀大笑起来。

 

结婚

 

作为担任圣职的硬指标,布塞尔牧师要求他必须结婚。

 

加尔文给法雷尔的信上写了自己的择偶标准:

 

“我不是那种一眼看上对方的美貌就会不顾一起堕入情网、连对方的败坏行为都照样接纳的人。吸引我的美乃是:朴实无华而富有耐心,不过分挑剔但善于勤俭持家。最好也愿意照顾我的健康。”

 

不过他的相亲与结婚经历多次波折,很不顺利。比如其中一次,有人给他提亲,是一贵族出身的名门闺秀,还有大量陪嫁。但加尔文有两个顾虑:担心对方不懂法文,还担心她太看重自己的出身。对方哥哥很敬虔,极力想促成这门婚事。于是加尔文提出要求,只要她愿意学法文就行。结果人家不愿意。

 

不过1540年8月,加尔文终于还是结婚了。新娘是自己教会的一位会友,丧夫后带着两个孩子。除了符合加尔文所列出的所有条件之外,她还非常美丽。新娘名叫伊多莱特·戴波尔,来自海尔德兰省(今属荷兰)。前夫是生意人,在斯特拉斯堡听了加尔文讲道后从重洗派归正为改革宗,不久死于瘟疫。(所以不要人云亦云地说加尔文大爱无疆,娶了“重洗派遗孀”,因为伊多莱特和前夫都早已归正,不是重洗派了。)


伊多莱特从不抱怨,富有耐心,甘心服侍丈夫,乐于分担主交给她的工作,自己也常去探访病人,安慰受苦之人,与人分享她的信仰。她让加尔文得到了做梦都没想过的幸福。


但两人身体都很不好。九年的婚姻中,一直被病痛折磨,但他们从不抱怨。幸福已经叫他们知足,因上帝而知足,因彼此而知足,因一切而知足。

 

沃尔姆斯会议

 

神罗查五为对抗土耳其,安排会议,想让新教与天主教联合。各邦都派出代表参加。加尔文代表斯特拉斯堡参会。会上见到了路德的助手和接班人墨兰顿。两人就此建立友谊,一直持续了24年。墨兰顿大有学问,随和友善,但太过友善,有时会妥协立场,与路德恰好相反。他非常欣赏加尔文,亲眼见证加尔文把一位天主教神父驳得体无完肤后,从此称他为“那位真正的神学家”。

 

重回日内瓦

 

就在沃尔姆斯会议期间,日内瓦四位行政长官,一个因叛国罪被绞死,另一个逃跑时从城墙下跳下去摔死,另两个逃跑。他们曾策划把日内瓦交给伯尔尼。


尘埃落定后,日内瓦写信邀请加尔文回去。信上的议会公章刻着日内瓦的警句:Post Tenebras Spero Lucem(黑暗之后是光明)。


加尔文哭了。他请斯特拉斯堡同伴们帮助,如何能对福音最有益。其实斯特拉斯堡议会已经风闻此事,并立刻遣使来沃要求留下他。但沃尔姆斯的代表们愿意做更对基督荣耀有利的事情。


按着人性,其实加尔文不愿回去。他曾说,他在那里“一天要死一千次”。但他渐渐降服于上帝的带领。


1541年9月13日,终于回到日内瓦。重回日内瓦的第一次讲道,不提这归去来,不动声色地接着三年前离开时的那句经文继续讲。


这一次工资年薪500先令,再加12袋玉米和两箱葡萄酒。比其他牧师稍高一些,因为议会认为他家要接待很多过往客人。弟弟结婚了,一家也住在卡农街这幢房子里。

 

敦促小议会通过了他撰写的《日内瓦教会宪章》。此宪章从此成为全世界改革宗和长老会的教会章程蓝本。宪章全面体现他的神学思想和教会观。比如提出了四种圣职:牧师,教师,长老,执事。圣餐问题比上次略有缓和。


不过执行殊为不易,通过两个月,落实十四年。

 

加尔文的工作量:每天五点起床,如果生病就看书。每周讲道五次,神学课三次。每周四主持一次长老、传道人查经。探访病人、犯人、会众。不停写信,写书,写小册子,福音单张,论文。整理编辑本市法律。主持各种婚丧洗礼。接待不断来访的各国客人。

 

他一生甘于贫穷。敌方的保罗三世和庇护四世在加尔文死后,先后评论过:“那个异端的力量,就在于金钱对他毫无吸引力。”


1546年议会记录:加尔文病了,没有钱付全额医药费,议会送给他十块钱,被拒绝。议会决定用这笔钱买一大箱葡萄酒,让他无可推辞。加尔文还从自己工资里拿出十块钱,要求作为帮助最穷困的传道人之用。加尔文因孩子的病负债。孩子去世后,议会决议,将加尔文目前使用的,属于公家的家具,全部赠送给他。


有一年他生病,不得不向议会借了25块钱。还钱时议会拒绝接受。他说,要是不收我就不上讲台,并且拒领这一部分工资。


天主教红衣主教撒道莱特不信传闻,微服私访来到卡农街,敲门,加尔文自己过来开门。主教惊呆,难以想象这位号称“新教教皇”的牧师居然没有仆役。

 

家庭

 

1542年,瘟疫来袭。加尔文长子两周夭折。二十年后,回应敌人指责时他说:


“鲍德英嘲笑挖苦我,说我绝后。我回答说,上帝曾给了我一个儿子,上帝也取走了我的儿子。但是在基督教世界里,我有无数的儿子。”


三年后,女儿夭折。再两年,第三个孩子夭折。


再之后,妻子伊多莱特去世。


临终前三天,众人聚集为她祷告。加尔文再次保证会照顾她的两个孩子。伊多莱特发出微弱声音:“我已经将他们交给上帝了。”加尔文回答,这不会阻碍他为孩子们做他所能做的。伊多莱特断断续续地说:“我知道,你是不会不照顾那些交给了上帝的人的。”临终前听了一讲道人劝勉,忽然大声赞美祷告。最后,伊多莱特在丈夫的祷告中平静逝去。


加尔文在给法雷尔的信中说:


我的悲痛绝非一般的悲痛,我失去了一生最好的伴侣。我将尽全力不让自己被悲痛完全淹没,朋友们也尽了他们最大的能力设法安慰我。愿主耶稣坚固我。若不是主,这样沉重的苦难早就压垮我了。但他扶起跌倒的,使软弱的变为刚强,让劳苦担重担”的得力量。他从天上向我伸出他的手。

 

日内瓦:新教的罗马

 

加尔文可谓是一半人的朋友,另一半人的敌人。


他所在的日内瓦自由邦不断接纳各国难民。他还说服议会为难民办起一家服装厂,解决工作问题。并且不断给各国监狱里的圣徒写信,声援他们。


他对各国事务了如指掌,因为这些都和基督的教会有关。


爱德华六世的七年统治期间,加尔文常给英国写信。1548年,《提摩太前书注释》就献给护国公萨摩赛特公爵。公爵非常感激,请夫人回赠加尔文一只戒指。两年半后,加尔文派一位牧师去觐见国王,赠以《以赛亚书注释》和《彼得、雅各、约翰、犹大书注释》。国王去世前一年,加尔文又赠给他一本小册子《约翰·加尔文牧师四篇讲道集》。


1552天主教天特会议(以反新教为主题)期间,克兰麦想召开新教大会对抗,邀请了加尔文、布林格、墨兰顿。但第二年爱德华六世去世,会议未成,克兰麦也在血腥玛丽统治期间被以火刑烧死。


日内瓦城内,12位长老在各自区域监视不法行为,每周四早上违法者被送到小议会。有人不参加主日敬拜,躲在家里打牌。有人在教会里大声说笑、喧闹,影响教会秩序。有人听到驴叫,嘲笑说它在唱赞美诗,此人被罚赶出城外三个月。还有醉酒、偷窃、打架斗殴、奸淫放荡等。


曾经的所多玛正在被改造成上帝之城。


诺克斯在这里学习三年,成为日内瓦公民,服侍英国难民教会。后来回苏格兰改教,大获成功。


加尔文还创办日内瓦大学,这是世界上第一所新教大学。正门上方用三种文字刻着:


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箴1:7。希伯来文。

上帝又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林前1:29。希腊文。

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满有怜悯。雅3:17。拉丁文。

 

软弱,疾病,离世

 

1562年,弟媳与仆人通奸之事败露。女儿茱蒂丝在教会会议前承认犯了奸淫罪。加尔文又羞又气,一病不起。


哮喘发展为胸膜炎,说话渐渐要用上全身力气。严重痔疮。肾结石。痛苦之下骑马狂奔试图颠碎结石。头痛,痛到眼睛看不见,整夜不眠。大多数时候一天一餐。消化不良。感冒、痉挛则是家常便饭。


1564年2月6日,主日,正讲道时开始吐血,只好缓缓下来。这周三,最后一次周间证道,列王纪。同一天下午,在日内瓦大学教了最后一堂课,以西结书。前往小议会,推荐贝扎为继任校长。


4月2日,复活节主日,人们用椅子把他抬到教会,从贝扎牧师手中领餐。会众唱诗:《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


5月27日。不停祷告,有时出声,有时出不了声。在剧痛中呼叫:“主啊,还要多久?主,你压碎我,但我知道这是你的手。”晚八时与九时之间,在平安中死去,如同入睡。


遵照遗嘱,没有墓碑。不久后,日内瓦就无人知道加尔文的遗体下葬何处。至今也无人知道。


约翰·加尔文一生写照:荣耀单单归于上帝!

 

(以上内容大部分引自茜亚·凡赫尔斯玛的《加尔文传》)

 

思想简述

 

《新教五圣传》这个系列,将加尔文放在最后是有意为之的。不光因为他在五人中年纪最小,更因为他是“集大成者”,并且不仅是宗教改革精神的集大成者,而且是使徒-教父传统的集大成者,其地位的确如同华山之上的中神通。

 

想要了解他的思想,显然直接阅读《基督教要义》是最曲折的捷径。在此特别推荐橡树最近刚出的《基督教要义》修订版。

 

其次,就是读一读凯波尔的《加尔文主义讲座》。这个系列对我的影响之大,难以尽述,需要专文谈论。按照凯波尔的意思,加尔文主义的核心,是“上帝主权论”,就是“上帝对所有事情都掌有全权”。对此我完全认同。

 

一般而言,世人对加尔文的神学思想多注目于“预定论”。需要指出的是,这并非加尔文的发明,而是他对保罗-奥古斯丁思想一脉相承的诠释。并且“预定论”仍是来自他对“上帝主权”与“上帝荣耀”的完全信靠与直接推演。

 

至于我个人对加尔文思想的理解,我愿称之为“联合”。这在我的另一篇文章里写的比较详细(点击查看:《加尔文主义中的“联合”》)。下面只摘录一些要点,略去引文。


加尔文与达尔文

 

近世以来,称得上“基础理论”级别“元”意识形态的,可能只有达尔文主义和加尔文主义。前者首先以生物学的面貌出现,后来扩散到社会领域,上承马基雅维利,下启马列斯希毛。后者以神学的方式表达,同样影响广泛且深远,系统总结了已经融汇两希智慧与蛮族精神的基督教文明,重新奠定了基督教的根基,开启了所谓“第一世界”诸文明。

 

意味深长的是,达尔文是英国人,却深刻影响了法德等大陆国家的思想;加尔文是法国人,却直接塑造了英美等海洋文明的架构。这一现象神似雅各为孙子祝福的剪刀手,左右互换,左右互搏,形成了今日世界左右对峙的格局。

 

我曾戏撰过一段话,或可概述所谓“加尔文主义(虽然他是法国人)”与“达尔文主义(虽然他是英国人)”之别,亦即“英法之别”:

 

声律启蒙·英法

 

邪对正,统对独,欧陆对英伦。英有道,法无神,绅士对狂人。自由对平等,普通对成文。公爵威灵顿,皇帝拿破仑。经验对理性,保守对启蒙。集中对分立,流官对豪绅。大英圣骑士,暴法常备军。以人为本伏尔泰,唯独上帝加尔文。古来秦政皆师法,至今暗夜若无英。大宪章,小朝廷,革命亦光荣。大一统,小清新,上空现幽灵。

 

达尔文主义的精神,一言以蔽之,或许可以说是“竞争”,竞争是动力,是过程,甚至是目的。在生存竞争或文明竞争的演化、博弈模型里,价值评判的标准是强弱、胜败。

 

而若想对加尔文主义“一言以蔽之”,难度或许要大过概括达尔文主义,因为可能的选项显然并非只有一个。比如,有人会说“主权”,有人会说“预定”,有人会说“长老”,有人会说“恩典”。甚至有人会说“律法”,乃至“诗篇”。

 

而我则宁愿用另一个词来描述我所认为的加尔文主义的精神,那就是“联合”。

 

我的主张有一点先在优势,就是它的递归式正确,因为“联合”的意思恰恰不是“竞争”,而是承认甚至推崇多样性,意思就是:加尔文主义的特色也可以是前述诸关键词的“联合”,“神的主权”并非“人的自由”的反义词,正如“律法”并非“恩典”的反义词。


所以即便同为加尔文主义者的你不能同意我,我也愿意与你联合。

 

因为那些一定要高举一个词来胜过其他词的想法和做法,恰恰非常达尔文,很不加尔文。就像反对卡扎菲的人民仍然高举着卡扎菲的绿宝书,许多人捍卫加尔文的方式,恰恰是达尔文式的,是加尔文最反对的,不过显明达尔文主义已经如何塑造了他的思维定式和语言体系。这种自以为的捍卫,更像是高级黑。如果加尔文主义的新酒胀破了他达尔文主义的旧皮袋,反倒是上帝对他及时的保护,免得他以预定论的名义高举了进化论。

 

“联合”,在加尔文主义的外延与内涵中多有体现。中文的“联合”这个词,对加尔文相应思想的翻译还是很准确的,简单来说,联合不是“混合”,神与人的确可以联合,但即便联合,神也还是神,人也还是人。联合也不是“并立”,并立大概的意思就是你是你,我是我,我们不过是完全独立地站在一起而已,但“联合”却意味着虽为独立个体,但他们之间又有很深的关联。这种不左不右的精神在下边会有详细解释。

 

加尔文对“联合”这一原则的运用,有些为“述”,有些为“作”,分布、贯穿于他思想体系的诸多方面,仅从他的《基督教要义》中就能见到许多例证,是理解他思想脉络的钥匙之一。

 

救恩论与基督论

 

加尔文救恩论中的“联合”概念并非创新,而是对于圣经大量经文的诠释与应用。


他在基督论中对“神人二性之联合”的强调,则更像是对迦克顿信经、亚他那修信经等古老信条的重新申明。

 

在这一点上,路德的观点是:


基督的人性和神性是直接联合在一起的,基督的神性完全被捆绑在他的肉身里,而基督人性的身体却因为与神性的联合而拥有超越性。因此,在圣餐时,基督的肉身可以同时在不同地方出现。

 

而加尔文认为基督的人性和神性不是直接结合的,而是透过基督的位格联合在一起。基督的神性不被局限在他的肉身里,仍然是无所不在。比如人子从天而降、却仍旧在天。基督的人性依然保持被造物的特性,而不具有超越性。因此,在圣餐时,基督不是在肉身中与我们同在,而是在圣灵中与我们同在。

 

就是说,总体而言路德对神性估计过低、对人性估计过高。

 

在加尔文的概念当中,“联合”不是混合,也不是分离。混合是失去边界,分离是失去关系。“联合”则是“保持边界,保持关系”。虽然他是在论述基督的神人二性之联合时做出这种解释的,但这种解释完全可以用于理解他讲述其他事物之“联合”时的观点,这种应用在他的圣餐观中尤其鲜明。

 

圣餐观

 

加尔文的圣餐观,明白无误地体现了“联合”的观点,并因此与路德和慈运理的圣餐观清楚分开。

 

在路德的观念中,圣餐非常神秘(如果不是比天主教的圣餐更神秘的话),他的圣餐绝不仅仅是个仪式。而在慈运理的观念中,圣餐毫不神秘,绝对的纯属仪式。


那么相对而言,可以说加尔文的圣餐论没有路德那么神秘,但也不像慈运理那么不神秘。想要形容这种既不是特别神秘、又不是特别不神秘,既不是单纯的仪式、也并非完全不是仪式的状态,最恰当的词汇,仍然是“联合”。

 

我愿意如此形容加尔文圣餐观中的“联合”思想:

 

无限高举圣餐的神秘,就是迷信;彻底去除圣餐的神秘,就是亵渎。在圣餐中,基督既不是真的变成了饼和杯,也不是与饼和杯毫无关系,而是借着圣灵临在于饼和杯,以这种方式与信徒联合。

 

政教观

 

正像加尔文的圣餐观站在了路德(甚至天主教)和慈运理(以及多数福音派)中间,他的政教观同样也位于路德(甚至天主教)和重浸派(以及多数福音派)中间。

 

新教方面,总体而言,对政教关系的看法都是“反对大一统”的,可以统称为“政教两分”。新教内部各宗派的区别在于“分”的“方式”和“程度”。同样是“政教两分”,但各宗派的强调重点非常不同。

 

重洗派是宗教改革运动中的激进派或左翼,他们的政教观更强调“分”。相对而言,以改革宗为代表的主流基督教政教观,更强调的毋宁说是“两”。强调“两”就隐含着“分立”,强调“分”则预示着“分离”。

 

重洗派的“政教分离”思想直接影响到后来的浸信会,以至于他们的教会观也是“独立制”,即便本宗派内部的不同地方教会,事实上也相当疏离;改革宗的“政教分立”思想则影响到以长老会为代表的一些宗派,长老会的教会形态,就是启蒙了邦联制和联邦制的“区会制”,强调在独立基础上的地方教会的自愿联合。

 

这种“教会形态”及其背后的教会观,仍然来自加尔文的“联合”思想。当然长老会体制主要是由他的学生诺克斯所制定、施行并发扬光大的。

 

所以容易看出,改革宗的政教观点恰是在大一统的天主教和大分裂的重洗派中间,比天主教“左”,比重洗派“右”,比天主教“分”,比重洗派“合”。对应到宪制与政体,则可以说天主教对应君主制,重洗派对应民主制,改革宗对应共和制。

 

我自己对长老会体制,特别是其区会体制的总结是八个字:合而不统,分而不散。总会和区会对地方堂会并没有绝对意义上的上下级之间那种“统治权”,但也不是说就只有“建议权”而已。可以说“堂会、区会、总会”这个三层(或者四层,有些地区还会有“大会”)架构的强度是介乎于“统治权”和“建议权”之间的,所以我采用这八个字来概括:合而不统,分而不散

 

所以长老制(共和制、联邦制)——用我们熟悉的语言来说——是一种比主教制更民主、比会众制更集中、由圣经启示、并且通过了历史检验的、最好(或者说最不坏)的教会(政治)制度。

 

加尔文自己对教会形态的论述,即共和制的“联合”,主要在《基督教要义》的第四卷第四章。当加尔文在谈论政体形态时,虽然他旗帜鲜明地赞成共和制,但他却同样承认神意裁决,承认其他政体亦有其合理性。这就是开篇时我所说的,加尔文主义“联合”思想的一个体现,即对多样性的承认,而非竞争。事实上他已经在描述一种“混合宪制”

 

这一思想奇妙地在英伦三岛取得了最初——如果不是最大——的成功,如果“成功”的标记就是“多样性”的话。英格兰的混合宪制已经被证明是一种超稳定结构,共和制在其中有着重要影响。曾经的苏格兰则更可以称为“加尔文主义旗舰店”,并给世界带来了远超它身量的诸多祝福。

 

感想与应用

 

历史上有很多组有趣的二人对比。比如李杜,托陀,路加。相似之处都是前者年长些,在世时名气和脾气都更大些,并且和后者虽有交往但似乎不是特别密切。而后者,即杜甫、陀思妥耶夫斯基、加尔文,共性是都对各自的前者非常敬重甚至倾慕,性格较为平稳(好吧,可能陀不太平稳),但后来的历史却证明,他们都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雏凤清于老凤声。

 

而路德与加尔文的相同点要远远超过他们的不同处。正如刚才引用的《加尔文主义中的“联合”》中所述,“联合”是加尔文思想最重要的特色之一。然而这一思想在路德那里也找得到,他同样反大一统并高举地方主义与自治联合,比如他就曾说过:

 

(教皇并不是神圣不可侵犯)即使有十个或一千个教皇,教会也不会分裂。基督教的统一性能保存在极多领袖的领导下,正如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最高统治者治下和谐相处一般。

 

这一思想被加尔文继承并发扬光大,在路德缔造德国之后,又催生了欧洲特别是西北欧新教诸国,以及后来的美国。

 

关于两人的友好关系,《加尔文传》里有这样的记载:

 

……因此,加尔文是站在路德宗与慈运理派之间,他想要一边伸出一只手将这两派联合在一起。他在写那本《简论主的圣餐》时就是抱着这种希望的。因此措辞很小心,不像其他时候那么强烈。1545年,路德在一家德国书店读到这本书后说:“早知如此,从一开始我就会将整件有争议之事完全交给加尔文,若反对我的人也如此做的话,我们早就该和好了。”

路德加尔文从未谋面。但路德很欣赏加尔文。路德看到加尔文批评自己的文章后(被不怀好意的人转发),宽容接纳,加尔文深为感动。几年后,当路德为圣餐之事大动感情地发火时,加尔文站出来为他辩护。他写信给慈运理派:“我们必须记住路德是何等伟大的人……即使他称我为魔鬼,我仍然尊敬他,称他为上帝的好仆人。”

加尔文在路德临死前几年给他写过一封信,但那时路德已经暴躁易怒,所以墨兰顿没有转交。在这封信里加尔文写到:“假如我能飞到您那里,哪怕是短短的几个钟头与您在一起,我也会很享受……但知道在此世上我们没有得到机会,我希望很快我们就会在上帝的乐园里相见。再见,最著名的人,基督最出色的传道人,我永远尊敬的父亲。”

 

至于二人的历史意义,茨威格总结的不错:


宗教改革运动需要一个天才去发动,需要有另一个天才去结束;路德,这个煽动家,推动了宗教改革的滚石;加尔文,这个组织家,则在滚石粉碎之前使它停止。


考虑到茨威格是犹太人(据说路德有反犹倾向)和专黑加尔文的《异端的权利》的作者,他这个评价可以说是难能可贵了。

 

今天是加尔文逝世454周年纪念日。但考虑到他特意要求不立墓碑免得自己的墓地被当成圣地崇拜,那么纪念他的最好方式,应该是发扬光大他的精神,也就是从使徒保罗传到奥古斯丁,又从奥古斯丁传到他那里的基督教精神。

 

而我愿将这精神概括为:荣耀上帝,全面归正。

 

他一切的神学都出自于“荣耀上帝”这个核心,他一切的应用都落实为“全面归正”这个纲领。他的《基督教要义》向我们清晰地阐明,上帝的荣耀高于一切,高于国家的兴亡,高于民族的延续,甚至高于个人的救恩。他的日内瓦教会向我们生动地显明,惟有建造能征服破坏,惟有秩序能消除混乱,惟有光明能胜过黑暗,惟有公义能击败邪恶——概括来说就是:惟有生命能战胜死亡。

 

主耶稣曾在经上说:盗贼(魔鬼及其差役)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约 10:10)。

 

这也正是主的好仆人,约翰·加尔文一生所践行的事:靠着圣灵,将上帝荣耀的火炬与丰盛生命的种子,从日内瓦开始,传到欧洲,撒向世界。

 

所以,纪念加尔文最好的方式,就是照着上帝给我们的不同呼召与圣灵给我们的不同恩赐,荣耀上帝,全面归正。应许之地与山巅之城呼应,全备福音与丰盛生命共生。


加尔文的一生,正如“活祭”,貌似一生被动,实则一生顺服。渴慕真理,传扬真道,甘于贫穷,公正无私,温柔和蔼,勇敢坚强。升腾如鹰,驯良如鸽。发光如星,引导多人归正,不立墓碑,自隐身后虚名。

 

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和加尔文一同敬拜的上帝!


新教五圣之:中神通加尔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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