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西安桥外的饼》

我上班倒轻轨是在西安桥外那站。因为走得早，不能在家吃饭，所以常常下车后在那一带吃点什么。

去年最冷的时候，出站看到一对小夫妻，面前有辆极简陋的车。其实就是个倒骑驴。车上竖块纸牌子，手写着“手抓饼，饼三元，加蛋一元”之类。卖这个的不止这一家，但看了几眼，觉得小两口衣着整洁，动作麻利，就买了一个。加蛋加培根，共六元。我递给他十一。

丈夫笑呵呵地一边打蛋一边说：“自己找就行。”我这才发现，就在我眼前有个黑色废纸筐，里边已有若干零钱。我想他也许是忙，便慢慢地，将十元和一元举在筐口，松手丢入，然后慢慢地拈出一张五元，还晃了晃。不过他和他妻子一直忙着干活，根本没往这边看一眼。

于是以后我基本就只在这家买了。

小两口共同的特点就是干净爽利，无论动作还是声音。妻子的声音比较豪爽，除了脆生生地招呼“老公”的时候。老公的声音则偏高亢，但说“媳妇儿啊”时，有着东北爷们儿特有的明快与温柔。两人配合之默契一望可知，所有动作显然已是最优选择，步骤不能再少，次序不可动摇。每次饼要好之前，他们都会谨慎地问顾客加什么酱，即便在显然已经认识我之后。我相信这里边也是有某种道理的。虽然我不知道是什么道理。

找钱是一如既往的顾客自助，除非你给大票。当他们不得不暂停夹生菜而从厚重的大皮裤兜里翻零钱时，不知为何你会有一丝歉意。似乎是觉得，为了点儿钱而打断了他们充满敬意与热情的工作，是件不妥的事。

只有一次，我看到他俩多用了一个步骤。一个顾客要加蛋。媳妇儿刚打了个蛋下去，马上说：“哎呀这蛋太小了。”话音未落，丈夫已经另打了个蛋补上。顾客不置可否，拿着饼走了。但这一幕进了我的心。

有他家之后，我还吃过别家手抓饼两次。一次是因为他俩真没来。另一次是因为别一家占了他们的位置，我以为他们没来。其实就在十米外。例外吃的这两次饼，一张太脆，一张太软。饼犹如此，酱何以堪。于是以后再出站时，先要确定一下两顶棒球帽在不在。或者直接看谁家排的队最长也行。有时我来得稍晚，就发现他们和其他家都下班了，因为城管上班了。那种日子就没有早饭吃。

今年春夏之交，他们的车升级了。簇新，光亮。好歹有了个遮盖，不再怕下雨下雪。饼的加料品种也在丰富，能看到至少多了鸡排和香肠。不过我还是照老样子吃。

今早照例回答完“酱都加”后，马路牙子上从我旁边闪过一精瘦的汉子，嘴里念念有词，歪着脑袋暴走，不时抽冷子凭空打一拳，揣一脚。吓我一跳。卖饼的老公说：“又犯病了。总能看见。”媳妇儿说：“他就是走两步蹬歪一下。不打人。”其实这样说我也不确定他打不打人，但我更确定了，卖饼的小夫妻看来总是倾向于以善意待人。

明年学校搬家，可能以后不再有机会吃他家饼了。但我想我会记得西安桥外的这兄弟和老妹，在每个早晨按时分给我的饼。记得他们在大冬天带给我胃口和心口的那份热乎，以及有时燥热的脑里与心里的一点清凉。

郭暮云

20140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