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中海文明的顿挫英雄格

马丁路德的德语圣经在将莱茵河诸邦塑造为德意志民族方面，足可比拟西奈律法对甫离埃及的以色列二百万乌合之众所起的作用。基督教天启圣典在发明和保存民族的能力上一直无任何其他力量可以真正与之匹敌。除了上述两例，近代宣教士为全世界无数中小民族翻译的圣经，也大多是那个民族的第一部也是最重要的母语著作，对该文明的形成和凝聚意义极为重大。基督教正如挪亚方舟一般，在历史中为人类文明保存了最丰富的多样性。或有人说，古兰经也曾对以实玛利的后代们起到过类似的作用，某种意义上的确如此。因为若没有它，波斯湾那些散沙化的古阿拉伯部落的未来，看不出有胜过阿兹台克和桑给巴尔的可能。但后来的绿教以它对阿拉伯语本身的坚持等做法，证明了它其实是文明多样性的毁灭者，因此无法也不应与基督教相提并论。

圣典的教化，是生成文明和民族的最古老、最重要，通常也是最有效的方式。毕竟所谓文化，其实就是宗教的外化。任何文化的核心都是那个文化中的宗教。这意味着我们在一个文化中看到的事情，都是那个文化之宗教的表达和践行。而宗教的“容器”是语言，标准化的语言“容器”就是文学。因此通常一个民族的圣典文本同时就是它最好的文学，也是这个文明的核心和基因。

另一种发明文明与民族的方式是史诗的传承。这特别是指古代吟游诗人口口相传的那种史诗。荷马史诗当然是其中最好的例子。在此意义上，“荷马”其人究竟生平如何，其实并不重要，因为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使用“荷马”这个词来指代那些希腊民族的发明人。

荷马史诗的元文本当然不是荷马创作的，这与他是不是盲人无关。他只是那无比芜杂的原始文本的传承者之一。他从集体的记忆中打捞起那从远古浮沉而来的漂流瓶之后，未必知道甚至未必关心是否还有其他的漂流瓶。对他而言，手中的瓶和瓶中的信，只不过是谋生手段，对他的意义或许并不高过白事会或化蜡扦之于郭德纲。他万万想不到后人对他和他的诗歌会有那么高的评价，就如同莎士比亚根本不能理解浪漫主义时期的德国人对他的推崇究竟几个意思。可以推想，元文本中必定有许多虽然具有重大考古意义，却仅仅因为韵律的呕哑嘲哳就被荷马毫不犹豫地扔回爱琴海的文字，而那些主要作用其实不过就是为了好记好唱的定式和套路却借着不断重复反倒貌似意味深长地被保留了下来。

但无论如何，荷马就像一位粗心却幸运的母亲，简单粗暴地用这种令现代蒙台梭利拥趸们无比抓狂的粗糙、粗犷甚至粗俗的散养方式，不经意间孕育出一个先天霸气外露、后天野蛮生长的强大生命体。荷马的历史作用，正是藉着他对从瓶中进入脑中的文本的增删，加速完成了希腊民族基因的提炼与转录，虽然他本人对此未必有自觉意识。但事实证明，他留下来的基本都是该留下的，他去掉的基本都是该去掉的。他虽然并非创作者，但作为搜集者和传承者，若说希腊民族正是被他日夜传唱的那些神话、英雄、韵律、文字所固定甚至发明，这绝非过誉之词。

在此意义上，《贝奥武甫》或《尼伯龙根的指环》甚至《罗摩衍那》和《格萨尔王》，都和《伊利亚特》与《奥德赛》一样，在缺乏天启圣典的民族那里僭越式起到了圣典的作用。虽然经由史诗而非圣典诞生的民族就好像剖腹产的婴儿，因为没有经过上帝创造的产道，所以即便能够长大，通常也活泼有余、严肃不足，团结过分、紧张欠缺，因此大多数都在历史中灭没了（以被消灭或被同化的方式）。但他们毕竟还能够正常出生，并且相对来说也有着不低的存活率。在此意义上，可以说今日以西欧北美为代表的人类主流文明，其三大源头：希伯来、希腊罗马、日耳曼，都是由圣典或扮演圣典的史诗发明出来的，并且在经过基督教的洗礼之后，汇集在一起，注入地中海，扩散全世界。

而缺乏宗教圣典和英雄史诗的“文明”和“民族”，其实就是无根的文明和民族，或者也可以说：根本就不算是文明和民族，而只不过是“文化”和“群众”。如果接续之前的比喻，那么华夏就好像一个剖腹而且早产好几个月的婴儿，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像极了《鹿鼎记》中神拳无敌归辛树的儿子归钟，虽然武艺高强，但是体格孱弱，性情乖张。汉人，特别是今天的汉人，因为没有圣典、没有史诗，所以成了无根无基、无法无天之人的统称。或者说，如果实在不知道一个人是哪个民族的，就可以说他是汉族。从小处看，汉人差不多是这个世界上最不能歌善舞的族群，这一点与他们没有自己的可以吟唱的英雄史诗并非毫无关系。往大处说，汉人差不多是这个世界上最没有公共精神的团体，没有从天降下的圣典文本对此同样难辞其咎。如果说圣典与史诗是未有秩序之先的先天秩序，那么我们就是标准意义上的先天不足。斯宾格勒意义上的“历史终结”之后才出现的四书五经和唐诗宋词，虽然已经很努力，但仍旧来不及、也没能力扮演真正的圣典与史诗的角色，就像艺术并不可能真正取代宗教，无论自由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如何这般鼓吹。

口头传诵的“无文”史诗，可以称为“第一类”史诗，它们是历经千万年而仍能在民族的集体记忆中保留下来的至关重要的核心信息，无论它们听起来、看起来多么光怪陆离。与第一类史诗形式相似但意义完全不同的是第二类史诗，即由宫廷或在野的专业诗人特意创作的史诗，其代表作就是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和弥尔顿的《失乐园》。第二类史诗相较第一类史诗，基本特征就是精致有余，活力欠缺，这个评语同样可用来评价唐诗宋词之于圣典史诗，或者明诗清词之于唐诗宋词。诗歌精致化的后果之一，就是不能唱了。而诗歌的可以吟唱，对于民族共同体的大多数成员而言，是个刚需。今日专门研究西方文学才能知道的高冷之极的所谓英雄史诗里的“六音步抑扬格”，其实是荷马年间童叟无欺如假包换的流行歌曲。诗歌一旦不再能唱，就会迅速退化为专业文人小圈子里的文字游戏。在文学意义上，诗经楚辞乐府，唐诗宋词元曲，就和古典英雄史诗一样，都是这样渐渐无可奈何地越过历史节点，走完了自己传唱于民间、显扬于文豪、灭绝于精致的路径。

原始的诗歌不够精致，充满芜杂，但文学的芜杂度恰恰就表征着文学的生命力。同一部史诗若有良莠不齐的众多吟游诗人传唱它鱼龙混杂的各种版本，这绝非瑕疵，而恰恰是史诗可以存留下去的隐秘保障，因为如此一来它就具备了基因的多样性，也就是生命的多样性，正好实现了所谓的“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或者“把重要文件多存几个云备份”。就好像宗派林立貌似芜杂的基督教，其实是远比大一统的天主教更有活力的、去中心化的、最高级的自组织形式。打击梵蒂冈就等于打击天主教，而消灭一个基督教宗派几乎不会对整体的基督教生态产生致命影响。芜杂一旦被彻底清除，就如同约旦河的活水流进了死海，虽然病毒细菌全部灭绝，人人可在海面行走，貌似非常神奇非常干净，可同时生命也就此灭绝净尽。

在诗歌领域，一旦个人巧思悍然越过了集体智慧所立定的边界，鲜活的生命就会被固定为精致的标本，被阉割了延续甚至发明文明的功能。那些格律不正确、道德不正确、政治不正确的鲜活文本，恰恰保存了最原始最精准的记忆，抵御了将文明放入无菌舱以灭绝之的或恶意或善意的企图。因此虽然列王纪说所有冲墙撒尿的敌人都得杀掉，以西结嘲笑埃及奸夫的某个部位如驴似马，在感染了文字洁癖的杰斐逊之流看来虽然粗俗，但他们若真的搞出个“洁本旧约”，那结局只会比凿开混沌的七窍更为不妙。所以市面上流传的《圣经故事》大多非常糟糕，其中最糟糕的地方就在于编辑者们大多自以为聪明地去掉了许多他们认为少儿不宜的东西，而那些东西显然也属于圣经正典，是申命记的示玛篇要求儿童从小诵读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孔子郑重地去编订诗经的“思无邪”版本，其意义恐怕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并没有多大不同。

或许并非巧合的是，史诗英雄格的精致化，恰好也同步于政治利维坦的成长率，即：民间诗歌对应原始丰饶、部落习惯；英雄史诗对应封建自由、民主共和；专业诗歌对应专制一统、集权帝国。代言人分别是历史之前的无名氏、历史当中的诸荷马、历史之后的维吉尔。

如果想用最快的速度了解希腊-罗马史诗和政治，可以去看比英雄格更为古老的那个“金苹果”神话。这个故事如同希腊-罗马文明的胚胎，虽然远未成人形，但已经包含了未来完整版文明的所有重要因素。它的情节是这样的（引自维基百科，略作改动）：

事发人间英雄佩琉斯与海中女神忒提斯的婚宴。婚事由天神宙斯撮合，并邀请了一批级别较高的神祇赴宴。因金制的名贵餐具有限——当然也不排除其本身不受欢迎的因素——管辖纠纷的女神厄里斯未被邀请。觉得受到冒犯的厄里斯不请自来，一言不发，在宴席上留下一个硕大华丽的黄金苹果，上面刻有“καλλίστῃ”字样，意思是“献给最美丽的女神”。该物此后被称为“引致纠纷的金苹果”。在场级别最高、同时也最为美艳的三位女神：雅典娜、阿佛罗狄忒和赫拉卷入了金苹果所引致的纠纷，她们要求宙斯评判谁可以获得金苹果。宙斯则认为，凡间一位潇洒俊朗、一表人才的王子帕里斯更适合成为这道难题的评判，其人当时正在特洛伊城附近的艾达山上牧羊。于是，天后赫拉、智慧女神雅典娜与爱神阿佛罗狄忒在神使赫耳墨斯的前导下，前往艾达山，请帕里斯王子作仲裁。帕里斯将象征“最美女神”的金苹果给了爱神阿佛罗狄忒，因为她承诺帕里斯将会得到人间最美丽女子海伦的爱情。

 （Golden Apple of Discord，Jacob Jordaens，1633）

三部史诗和两个文明的根都在这个故事里：

《伊利亚特》：金苹果事件的后续，就是特罗亚小王子帕里斯诱拐了斯巴达王莱奥尼达斯的妻子海伦，然后斯巴达王邀请希腊诸城邦助己雪耻，于是希腊联军在阿伽门农的率领下，前去攻打特罗亚。这就是持续了十年的特洛伊战争的开端。荷马史诗中的《伊利亚特》所描述的，就是战争最后一年其中几周里发生的事，而主角阿基琉斯，正是神话中这位女神忒提斯的儿子。

《奥德赛》：三女神的另外一位，雅典娜，荷马并未提及她与圣斗士的关系，但却明言她是希腊人特别是奥德修斯的保护者，而奥德修斯就是《奥德赛》的主角，希腊联军的一员大将。阿基琉斯死后，奥德修斯智取了他留下的盔甲，继承了希腊第一英雄的名誉，并且贡献了著名的木马计，帮助希腊人攻陷了特罗亚。破城之后的奥德修斯厌倦了战争，一心只想回归家乡和妻子团聚，但因为神明捉弄，他历经艰险并漂泊十年才回到伊塔卡。史诗的结局是他在儿子和忠仆的帮助下，除掉了觊觎他妻子和王位的众多求婚人。最近有一位鲜肉级歌手唱了一首歌叫《勋章》，歌词大意基本就是在向《奥德赛》致敬，比如这几句：前方是未知，迎面是海风，塞壬的歌会诱人忘记初衷，他们说每一个风浪，都能够淹没我，可我会像奥德修斯一样，朝着心中的方向，哪怕众神会在彼岸阻挡，当我需要独自站在，远方的沙场，武器就是我紧握的梦想，而我受过的伤，都是我的勋章……

《埃涅阿斯纪》：而金苹果神话中的赢家爱神阿佛罗狄忒，罗马名字就是维纳斯。说起来她才是特洛伊战争的罪魁肇因，而不是海伦。她有很多情人，其中一位是个凡人，名叫安奇塞斯，他俩的孩子，是特罗亚的一位贵族，名叫埃涅阿斯。埃涅阿斯亲历了整个战争埃涅阿斯，亲眼目睹了阿基琉斯杀死赫克托耳、奥德修斯从木马中出来等历史事件。城破之后他带着族人逃亡，如奥德修斯一样漂泊海上，还曾在北非的迦太基短暂落脚，和女王狄多发生了一段不该发生的感情，但终因要实现自己复国的梦想而离开，狄多因此自杀。他的再造特洛亚的梦想受到了金苹果神话中的第三位女神天后赫拉（罗马称为“朱诺”）的百般阻挠，但埃涅阿斯还是比慕容复更加幸运，他历经绝对可以和奥德修斯来比惨的千辛万苦，最终抵达意大利，并和当地的拉丁族联合，打败了原有土著，从此定居在那里，成为后来罗马人的祖先——这就是维吉尔《埃涅阿斯纪》的主要内容。

史诗中的三位英雄：阿基琉斯、奥德修斯、埃涅阿斯，非常鲜明地描画了希腊-罗马文明的成长史，这一点从他们最常用的称号中就能看出来：捷足的阿基琉斯、机敏的奥德修斯、虔诚的埃涅阿斯。三个人都很勇猛，都是大英雄，但又各有特色。阿基琉斯仿佛吕布，豪情万丈，武力无双，但智商情商都是硬伤；奥德修斯则称得上智勇双全（木马计就是明证），但也经历了成长：年轻时该出手就出手，十年漂泊后则必谋定而后动；埃涅阿斯则更进一步，深沉内敛，更多时候都把民族置于个人之前，算是套用了标准的开国君主模板。

这三个人分别代表着部落英雄、城邦英雄和民族英雄。阿基琉斯，奥德修斯，埃涅阿斯，勾勒出一条清晰的英雄演化曲线：起初只为自己，后来为了家庭，最终为国为民。相应地，三部史诗的风格也与它们的英雄相得益彰：伊利亚特青春昂扬，奥德赛曲折动人，埃涅阿斯纪沉郁忧伤。三部史诗的风格也体现出了逐渐精致化的趋势：《伊利亚特》古风盎然，《奥德赛》的结构和措辞就开始大量出现设计感，而《埃涅阿斯纪》是纯粹的宫廷创制。

三部史诗所对应的政治形态，《伊利亚特》中是松散部落-城邦联盟，海上文明；《奥德赛》在结局中以奥德修斯的“插桨入地”预示了海洋文明向农业文明的过渡，以及原始王政向希腊罗马的民主共和制过渡；《埃涅阿斯纪》则干脆就是在为屋大维的称帝造势（参看附录：《维吉尔和他的埃涅阿斯》）。

而在地中海东岸，与阿基琉斯、奥德修斯、埃涅阿斯同时代的以色列第二任国王大卫，则非常奇妙地独自演绎了地中海英雄格的三部曲：少年时如部落英雄一般击杀狮子，青年时如奥德修斯击败独眼巨人波吕斐摩斯一般击杀巨人歌利亚，中年时如埃涅阿斯一般四处逃亡惶惶不可终日，但最后终于建功立业，成为一国之君。与此对应，诗人大卫年间的诗歌，也从妇女传唱的民歌“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过渡到大卫悼念扫罗特别是约拿单的名为“弓歌”的哀歌，最后定型为在圣殿中传唱的圣经诗篇。而这段时期政治生态的演进，也恰好对应着以色列民族从部落联盟的士师时代，经过撒母耳-扫罗的过渡，进入到王政时期。事实上《撒母耳记（上下）》也采用了类似结构：始于哈拿的颂歌（撒上2），中间是大卫的弓歌（撒下1），结尾是大卫的凯歌（撒下22，诗18），开篇的歌颂赞最后一位士师撒母耳的降生，中间的歌悼念第一任国王扫罗，结尾的歌彰显大卫王权的巩固。

从这条希伯来神圣路径诞生的民族和文明，就是前边所说，经由产道正常出生的足月孩子。可以说，因为圣经正典的早早存在，因为有亚当、挪亚、亚伯拉罕和摩西，希伯来路径一开始就与希腊罗马截然不同，大卫的形象集三位希腊罗马英雄之大成，并且远远超越他们——因为他是有圣典的英雄，是守圣约的英雄。

或许仍有必要一提：与三个“斯”以及大卫几乎同时代（都是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中国“英雄”，名叫姬旦，又叫周公。周公一方面继承父兄遗志，一方面回应现实政治，发动了彻底的“去商化”运动，从宪法层面废除了商人重鬼神的传统，从此剥夺了华夏族本就不多的宗教性，并建立了后来影响中国几千年的人本主义、道德主义、现实主义体系，或许还有喜欢做梦的传统。

这种初始关键触发点的差异，导致推动东西方走向完全不同的路径。类似的触发点还有很多，比如第一世纪圣灵拦阻保罗去亚洲，之后他就梦到一位马其顿人，于是他便横跨地中海，将福音传遍了希腊-罗马的欧洲。而就在保罗梦到马其顿人的同时，东方的汉明帝也做梦了，他梦到一个大金像，大臣告诉他这是西方的佛，从此佛教开始传入中国。再比如更久之后的十六世纪，在加尔文再造基督教文明甚至西方文明的同期，个人才能或许并不在他之下的王阳明，却在东方绝望地为儒家开出了最后一个药方。总之，华夏族似乎在每一个历史节点都做出了与西方完全相反的抉择，一步步推动自身走入了今日必有的这种局面。

在西方文明的季候里，希腊罗马共同构成了肥沃土壤，等候希伯来律法共同体在天国福音推动下的收割和播种。新约圣经中有两个例子，意味深长地指明了西方文明第一季的终结和第二季的开端。第一个例子是一个医治的神迹：

徒 9:32彼得周流四方的时候，也到了居住吕大的圣徒那里；

徒 9:33遇见一个人，名叫以尼雅，得了瘫痪，在褥子上躺卧八年。

徒 9:34彼得对他说：“以尼雅，耶稣基督医好你了，起来！收拾你的褥子。”他就立刻起来了。

徒 9:35凡住吕大和沙仑的人都看见了他，就归服主。

彼得对这个“以尼雅”的医治，乍看起来并无特殊之处。然而圣灵特意选取这一素材放到圣经中，委实大有深意。因为“以尼雅”这个名字更通常的翻译，正是“埃涅阿斯”。圣经不加评论地特意记下这件事、这个人，其主要意义恐怕正在于这个名字的象征意味：与帝国的祖先同名的这人瘫痪了，正如帝国本身。而能够医治埃涅阿斯（以尼雅）、更新罗马帝国、拯救天下万邦的，惟有彼得所传的那位耶稣基督。

另一个例子是保罗在撒拉米（徒13:1-5）的行动，这行动以与彼得医治埃涅阿斯类似的方式，改变甚至逆转了撒拉米这个地方的历史意义：

徒 13:1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结的西面、古利奈人路求，与分封之王希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

徒 13:2他们事奉主，禁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作我召他们所作的工。”

徒 13:3于是禁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

徒 13:4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就下到西流基，从那里坐船往居比路去。

徒 13:5到了撒拉米，就在犹太人各会堂里传讲　神的道，也有约翰作他们的帮手。

撒拉米的另一个名字是萨拉米斯。在公元前480年的第二次希波战争中，雅典政治家地米斯托克利率领的希腊各城邦组成的联合舰队与波斯帝国薛西斯一世（应该就是以斯帖记中的亚哈随鲁）麾下的波斯海军曾于此展开了一场决定了地中海文明命运的海战（以下引自维基百科，略有改动）：

那一年的八九月间，为了阻止波斯军队的进犯，希腊各城邦组成的联军分别在陆上和海上组成防线。斯巴达国王列奥尼达一世率领的大约7000名陆军在中希腊的温泉关布防，阻止波斯陆军从色萨利地区侵入中希腊的维奥蒂亚地区和南希腊的阿提卡和伯罗奔尼撒地区。与此同时，为了防止波斯军队从海上绕道，以雅典海军为主力的希腊各城邦联合舰队封锁了埃维亚岛北端的阿提米修姆海峡。在著名的温泉关战役中，希腊重装步兵面对兵力数百倍于己的波斯军队，坚守了7天，最后由于叛徒告知敌人绕道的山路，遭到迂回包围而失败，希腊军队的后卫部队，包括斯巴达国王列奥尼达一世及其麾下的300勇士战死，波斯军队长驱直入占领维奥蒂亚和阿提卡，并焚毁了雅典城。希腊和波斯海军在阿提米修姆海战不分胜负，但由于温泉关失守，希腊海军遂后撤到雅典外海的萨龙湾内的萨拉米斯岛修整补给。希腊陆军则后撤到狭窄的科林斯地峡建立新的防线，以阻止波斯陆军入侵伯罗奔尼撒半岛。

 

尽管在战舰数量和海员训练上处于明显劣势，希腊联军接受了地米斯托克利与波斯海军再战的意见。这是因为如果不能限制波斯海军的行动，希腊陆军在科林斯地峡的防线很容易被两栖登陆行动破解。另一方面，薛西斯一世也急于尽快取得决定性胜利以便尽快结束战争。地米斯托克利天才地设计欺骗了薛西斯一世，一方面派人对其示好，一方面透露希腊联军内部的意见分歧，成功诱骗波斯舰队试图封锁狭窄的萨拉米斯海峡。庞大的波斯舰队一进入海峡内的狭窄水域后难以展开，早已等待于此的希腊舰队抓住机会，一举击溃了波斯舰队，从而赢得了自公元前490年的马拉松战役以来，希腊对波斯帝国的又一次辉煌胜利。

 

薛西斯一世此战失败后任命马铎尼斯率波斯陆军继续征服希腊，尽管波斯军队于公元前479年6月再次占领雅典，但在同年8月的普拉提亚战役中遭到歼灭。波斯海军亦在8月底的米卡勒战役中大败。这两场战役的结局标志着波斯帝国彻底放弃了征服希腊的企图，而希腊则开始了对波斯帝国的战略反击。有不少西方史学家认为如果萨拉米斯海战以波斯帝国的胜利告终，古希腊文明，乃至整个西方文明将会被扼杀，所以这场战役被视作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战役之一。

而保罗和巴拿巴正是受圣灵差派，从这个曾经改变了欧洲命运的萨拉米斯（撒拉米）开始了对外宣教的旅程。他们所传的福音最终改变了罗马帝国，也改变了西方文明。从此，地中海文明的主角从英雄逐渐变为圣徒，雅典和罗马的神话，让位于从耶路撒冷和安提阿发出的“神的话”，奄奄一息的西方文明借着福音获得新生，囤积起自上古累积至今的丰硕果实，做好了迎接未来的日耳曼洪水与中世纪寒夜的准备。而几百年后，教会再一次成功归化了没有律法的野蛮人，并就此完成了希伯来、希腊-罗马、日耳曼-盎格鲁-撒克逊诸源合流的预工，沿着上帝预定的圣约历史神学的隐秘路径，为带领人类踏入文明的新纪元，耐心等候1517年的到来。

Virgil Reading the Aeneid to Augustus and Octavia, 

by Jean-Joseph Taillasson, 1787

罗马的维吉尔（前70年10月15日－前19年9月21日）在祖产被祖国强征时，不得不求助他的同学屋大维。共和国后期，天下三分，政由方伯，时代似是呼唤帝国诞生，于是元老院同样不得不求助屋大维。从此政祭皆由寡人，人神应运而生。

奥古斯都·屋大维，复古又维新，冷酷又热情，貌似毛蒋合体。维吉尔就是他的郭沫若甚至胡适之，但境遇与才华远胜他们。所以《埃涅阿斯纪》的旨趣与《东方红》并非不能类比，区别只在天赋与美观。屋大维甫得大位，正名的需要事关国祚，因此在维吉尔奉命创作本作十一年，却在临死之前因可能的艺术洁癖而准备焚稿断情之际，紧急派人进行了抢救性保存。这是帝王之幸，更是文艺之幸。

早年的维吉尔和他的伊壁鸠鲁同侪们，算是后世左翼作家联盟的先驱：无神，无灵，重规律，重意志，以纵欲或禁欲的方式尽情享乐。晚年他却又倾向了斯多噶派，在万神殿中默想自然神论，持守伪清教徒的假预定论，践行保皇党式的墨家精神。

《农事诗》之后刺激维吉尔的未知事件，可能在1601年同样刺激了莎士比亚，因为他们的悲剧开始诞生。从此，万事万物都堪落泪叹息，字里行间无限忧郁悲伤。罗马的杜甫相信了命运，于是顺服他的内外呼召，开始创作史诗。如丁尼生在《致维吉尔》所说：人类不可知的命运使你悲哀，在你的悲哀之中有着庄严。

史诗的规格是从中间开始，而不是开天辟地。所以埃涅阿斯要在迦太基回忆过去，如同奥德修斯要从费埃克斯迈向未来。在致敬荷马的同时，维吉尔满怀心机地修改了历史年表，将新寡的狄多女王提前带到了丧妻的埃涅阿斯面前，去发挥远胜瑙西卡的倾听者功效。当一个英武如斯的王族贵胄，泪流满面地讲述他如何背负老父、提挈幼雏逃离陷于木马的特罗亚、又如何发现爱妻丧亡于乱军之中，深受感动的狄多就此陷入无法自拔的爱情，又岂能说全是因为丘比特的金箭？然而她毕竟还是背叛了逃出推罗时对亡夫立下的誓言，置家国于不顾，爱上了势必不能于此久留而要去拓土开疆的罗马国父。于是，她终于在命定的爱欲和绝望中毁灭了自己，临死前更发出咒诅，预告千年后阿尔卑斯山上汉尼拔的战象军团。

这一情节的设置便是维吉尔天才闪光点的明证之一，回应当代现实（迦太基与罗马的三次布匿战争）的同时又毫不损失艺术性。甚至连圣奥古斯丁也曾为狄多之死哭泣，所以当亨利普赛尔也被同样一幕触动写下他的戏剧时，只不过再次证明了维吉尔有多么雅俗共赏。

维吉尔采纳了当时的都市传说，在他这天才的应制之作中强调罗马是特洛亚的后代，并通过训诂学手段赋予凯撒父子与埃涅阿斯父子相同的名字字根。并且他缜密地声明：埃涅阿斯一族本是特罗亚王室旁系，只拥有最多第三顺位的理论继承权。但维纳斯之子最终仍取得了让司马睿望尘莫及的成功，是因为一来流亡政府早已选举他为国王，二来因为拉丁族对外乡人的接纳，远胜诸吴。这也就是屋大维不惜一切代价也要保住手稿的原因，因为再没有人能将他悍然称帝的君权神授与众望所归描述得这么清新脱俗。

似是犹不足意，维吉尔又安排埃涅阿斯探访冥府，在艺术上致敬奥德修斯类似经历的同时，在政治上又借安奇塞斯的预言，后知式预告了罗马直到屋大维年间的未来。于是维吉尔的读者理应有意料之中的恍然大悟，在感叹罗马历史的神圣之余，又傲娇帝国法统的悠久坚强。

冥府事件是整个史诗的分水岭，之前的埃涅阿斯有血有肉，欢笑哭泣，之后的罗马国父内敛深沉，不临危地。然而维吉尔又几次暗示，冥府对凡人而言势必有去无回，并且埃涅阿斯进出哈迪斯，走的并非同一扇门。这似乎又在反映诗人内心的迷惑，仿佛他也不能确定，这一事件究竟是重生还是涅槃，是英雄的消逝还是英雄的诞生。所以冥府与太虚幻境的意义究竟有多大程度的不同，只能任由后人解说。

冥府事件也堪比以色列的祖先在摩利亚山放眼四顾，透视天星海沙之约在未来的铺陈展开。下山之后，亚伯兰就成了亚伯拉罕。不知维吉尔是否读过七十士译本并且知道这个故事，但他将“虔诚”而非“英勇”设定为埃涅阿斯的首要品质，至少也算普遍恩典生发功用的明证。

拉丁语境下的“虔诚”，含义远远超出字面，如德雷顿所说：

（虔诚）行为对神是虔诚，对父亲是忠顺，对身边的人是爱，对百姓是关心，对敌人是勇气和行动，对服从他的人是感激，对整个人类是正义。

他又转述塞雷格的话：

“维吉尔将虔诚置于英勇之前，使其成为英雄最主要的性格特征……但维吉尔想塑造一个完美的王子并将这一点暗示给了奥古斯都。奥古斯都确是他诗中的埃涅阿斯。因此诗人发现自己有义务将他的英雄塑造成一位没有瑕疵、完完全全的圣人，从开篇到结尾都无比虔诚……维吉尔曾思索过，奥古斯都最大的德行在于其对人们统治的完美艺术，由此，他在位时间逾四十载，且国运昌盛。他认为他的君主英勇神武、知书达理、受人爱戴、有雄辩之才、懂政治并且虔诚。他将这一切都赋予了埃涅阿斯。但考虑到虔诚包含了一个人对上帝、对子民、对亲人的一切职责，他决定将其作为英雄人物的主要品格。如此，他就可以塑造一个完美的榜样了。实际上，有些人认为英勇获得的赞扬优于因其他美德获得的赞扬。而这些人没有考虑到，只有英勇而没有其他美德不能使一个人获得任何真正应得的赞扬。英勇，不过是无畏的勇气，可能和很多好的品质分离而和很多坏的品格相结合。一个人可能很英勇，但却缺乏虔诚，生性恶毒。但假如是虔诚，就不会发生类似的情况。因为虔诚会摒弃所有的恶习，而包含勇气和其他美好的德行。比如说，一个人很英勇，却看着他的神被亵渎而不去捍卫他们，又或者，一个人驱逐自己的父亲，在最后关头抛弃了自己的君子。如此的人，我们难道能赞扬他吗？”

至此，维吉尔就在人力范围之内，借着埃涅阿斯，将奥古斯都推上了神坛，并将他们所崇奉的罗马文明归因为天命昭昭。然而这肉身成道的大一统帝国，会在几百年后灵魂归于基督教，肉身亡于阿提拉，就不是维吉尔和他的埃涅阿斯所能构思和预想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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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暮云的半导体）：地中海文明的顿挫英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