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的黄金时代 | 郭暮云

2017年 8月 10日 1801点热度 1人点赞


童年是多数人的黄金时代。虽然所谓童年,不过常常跟某个小地方有关,一座山,一条河,或者,一个花园。


比如鲁迅的百草园。菜畦,井栏。皂荚,桑椹。鸣蝉,黄蜂,叫天子。油蛉,蟋蟀,蜈蚣,斑蝥。何首乌,木莲,覆盆子。仅仅罗列名词,已经像是写诗。


不过,小时候第一次看这个,其实很不耐烦。因为不明白何以专要写这些平常东西。然而三十年后到了和他一样的年纪,再看时,竟不得不先合上书本,平静一下。无非因为知道,那个失落的园子,是断然回不去了。时光已将少年变成大叔,玩任天堂的孩子现在已有天命,无法钻个水管便回到黄金时代。


《黄金时代》也是电影的名字,演鲁迅的得意门生,萧红。我只读过她最后和最好的作品,《呼兰河传》。这篇小说体散文,写她老家,黑龙江呼兰县。没有主人公,只有三个明显的地点串联全书。


第一个,或许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是她童年的花园。写书的那年她三十岁,还有一年就要死了。在极南极暖的香港,她回忆极北极冷的故乡。生命将了之时,她忆起的,不是相爱相杀的萧军,不是捧她毁她的文坛,而是那个花园。她这样写:


我家有一个大花园,这花园里蜂子、蝴蝶、蜻蜓、蚂蚱,样样都有。蝴蝶有白蝴蝶、黄蝴蝶。这种蝴蝶极小,不太好看。好看的是大红蝴蝶,满身带着金粉。蜻蜓是金的,蚂蚱是绿的,蜂子则嗡嗡地飞着,满身绒毛,落到一朵花上,胖圆圆地就和一个小毛球似的不动了。花园里边明晃晃的,红的红,绿的绿,新鲜漂亮。


太阳在园子里是特大的,天空是特别高的,太阳的光芒四射,亮得使人睁不开眼睛,亮得蚯蚓不敢钻出地面来,蝙蝠不敢从什么黑暗的地方飞出来。是凡在太阳下的,都是健康的、漂亮的,拍一拍连大树都会发响的,叫一叫就是站在对面的土墙都会回答似的。


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了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个谎花,就开一个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他若愿意长上天去,也没有人管。蝴蝶随意的飞,一会从墙头上飞来一对黄蝴蝶,一会又从墙头上飞走了一个白蝴蝶。它们是从谁家来的,又飞到谁家去?太阳也不知道这个。


只是天空蓝悠悠的,又高又远。


或许因为,相比爱情和事业,对她而言,童年的乐园是更确定地失去了,所以回忆起来才更加甜美。这种中年人才开始有的悲欣交集,仿佛在不断提醒和暗示,一切美好回忆,都来自人类对起初那个乐园的怀念。那是所有记忆的源头,是一切时代的开端。


这种集体记忆,往往在感觉最敏锐的文学家那里,能得到最细致详尽的刻画。被逐出乐园、流浪于大地的人类,虽然偶尔也会逞强地说“我们要在大地上诗意地栖居”,但他灵魂深处忘不了的,始终是那回不去的故乡。于是对乐园的回望,成了所有伟大作品的基调与共识,那些带着能力的文字,都是《失乐园》的外传。即便在不懂圣经的文学家那里也是如此,因为他们一样失去过乐园,得到过日光。


就连所谓“四大名著”,也都有“乐园”要素。水浒的中心是梁山,三国的起点是桃园。西游记更加明显:相比去西方极乐世界,猴子可能更想回花果山。至于红楼梦,干脆就是一场“大观园”里的游园惊梦。


红楼梦有着显然的三层架构。“大观园”里各种美好,怡红快绿,泻玉沁芳。而园子外的“贾府”就让人皱眉,尽是些国贼禄蠹,死鱼眼睛。至于贾府之外的真实世界,则是地狱一般的混沌黑暗,人人英莲,个个冯渊。


这个三层架构,恐怕也被萧红有意无意地借用了。她童年的“花园”,各种美好。园外的“院子”,非常现实。家道中落后,家人不得不把空闲的房屋租给各色人等,有养猪的,有拉磨的,还有漏粉条的。


而在大杂院外,萧红则花了很大篇幅,特特写了一个大坑:


而且东二道街上有大泥坑一个,五六尺深。不下雨那泥浆好像粥一样,下了雨,这泥坑就变成河了,附近的人家,就要吃它的苦头,冲了人家里满满是泥,等坑水一落了去,天一晴了,被太阳一晒,出来很多蚊子飞到附近的人家去。同时那泥坑也就越晒越纯净,好像在提炼什么似的,好像要从那泥坑里边提炼出点什么来似的。若是一个月以上不下雨,那大泥坑的质度更纯了,水分完全被蒸发走了,那里边的泥,又粘又黑,比粥锅糊,比浆糊还粘。好像炼胶的大锅似的,黑糊糊的,油亮亮的,哪怕苍蝇蚊子从那里一飞也要粘住的。


她接着描述这泥坑如何陷死无数猪狗鸡鸭甚至驴马,却从来没有人想个办法来把这个大坑给填上。我曾想,那时虽然没有热心基建的官府,但民间出力把坑填上,应该也不是什么太难的事。因此我只能假设,这是萧红以她天才的技法,有意无意写出的一个亦真亦幻的,无底坑。


据说,制造文学天才的方式并不复杂,无非便是:给她孤独,给她爱;给她痛苦,给她书。萧红就样样都有。当然,在孤独与痛苦中既没有爱也没有书就沉默地死去的是大多数。然而若是天才,她就一定不甘于这样死去,而是要在死之前呼喊出一些东西。


我不知道萧红有没有读过圣经,就像不知道曹雪芹读没读过一样,但《呼兰河传》的架构,的确有乐园(花园),有人间(庭院),有地狱(泥坑)。


但我并不能因此说《呼兰河传》就是满洲版的《神曲》,如同不能说《红楼梦》是大清版的《失乐园》。因为你在里边看得到罪恶和地狱,却看不到救赎和天堂。


萧红的人生正如她的小说,从小花园到大杂院,从大杂院到无底坑,一路向下,不能自拔。她的一生就像路加福音中那个浪子的前半生。她反抗家庭,跑去哈尔滨和北平读书,却被生活所迫,不得不委身于并不相爱的男子。怀上那人的孩子后她被抛弃,困顿之中挺着肚子与一面之缘的萧军结合。后来她与萧军一同在左翼文坛闪亮登场,却又得不断忍受出名后的萧军那些不断的出轨。伤痛之下避走东京,却不能停止想念。后来还是回来,但她又不愿和他一起投奔延安,于是第二次怀着这人的孩子嫁给那人。跟着丈夫跑去香港的她,在日军大兵压境之下又身染重疾,临死前孤独凄凉,名义上的丈夫端木蕻良也不在身旁。


萧红在她短暂的一生中不断反抗,就像陷入泥坑中的烈马。相比而言,她所反抗的那个家庭中的女性——比如她的祖母——虽然因循守旧,貌似反倒比她过的好些。但她们既然自以为义,所以也就不得不沿着貌似不同的路径,走向那同一个泥坑。


如果说萧红像路加福音中的那个小儿子,那么祖母们就像大儿子。因为反道德与守道德都不能让你得拯救,反传统与守传统都不能带你去天堂。就像梁山或者招安都不能让人得救。桃园或者天下都不能让人得救。花果山或者雷音寺都不能让人得救。大观园或者狱神庙都不能让人得救。鹤顶红还是一丈红?这无非是两种不同的死法。所以萧红左右为难。


正如在诡辩的理性中,飞箭不动,在堕落曲线的某些节点上,时光的碎屑竟也可以看为静好。1936年7月18日,听闻恩师鲁迅去世,身在东京,身心崩溃的萧红写给萧军的信中有这样一段:


“窗上洒满着白月的当儿,我愿意关了灯,坐下来沉默一些时候,就在这沉默中,忽然像有警钟似的来到我的心上:这不就是我的黄金时代吗?此刻。于是我摸着桌布,回身摸着藤椅的边沿,尔后把手举到面前,模模糊糊的,但确认这是自己的手,尔后再看到那单细的窗棂上去。是的,自己就在日本。自由和舒适,平静和安闲,经济一点也不压迫,这真是黄金时代,是在笼子过的。”


过去的黄金时代确定已经过去,未来的黄金时代显然还未到来,所以她回不到过去,看不清未来,只好慌张地紧紧抓住桌布、藤椅和自己的手,然后言不由衷地称这笼中的洪水前夜,是她的黄金时代。


今天的人,或许渐渐也开始能体会萧红的感受。因为这同样是个极度丰富又极度贫瘠、极度充满又极度空虚、极度自由又极度捆绑、极度安稳又极度危险的时代。你可以称这是如(不知)谁所愿的黄金时代,更可以说这是揭开封印之前的片刻静默。


萧红去不了满洲,去不得东京,去不成延安,最后在名为“红空(Hong Kong)”的地方,黯然结束了她红色而空虚的一生。


失去的乐园无法人为重建,正如陷入泥坑之人无法自我救赎。若已经被罪恶囿于人间,那么无论东行西顾,北归南渡,结局都不会有太大不同。黄金时代既然不能借时光穿越而得,我们就只能抬头仰望,信靠那位天地穿越者,逆转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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